在人类的认识活动中，抽象以浓缩的形式反映客观对象的本质，其优点是能实现对客体信息的高度简约化。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的“序言”中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马克思这里所提及的抽象力，其实不限于分析经济形式，因为即使是能够使用显微镜与化学试剂的自然科学形式，也依然需要以抽象作为前提。但自然科学的抽象与社会生活的抽象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因此，以近代自然科学的抽象化形式作为参照来理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抽象化前提，对于深入把握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论特征具有深远意义。
近代自然科学的抽象化前提及其代价
科学史家柯瓦雷指出，16世纪科学革命的主要特征是“自然数学化”与“空间几何化”。就前者而言，科学革命打破了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价值等级秩序，使得封闭世界转变为无限宇宙，数学语言成为自然语言；就后者而言，科学革命用抽象的欧几里得几何学空间来代替了前伽利略物理学性质各异的世界空间。于是，现在出现了“现实的具体的世界”与“几何化的数学世界”两个世界。近代自然科学家认为，后者才是真实的世界。但在这个世界中，价值、完满性、和谐等观念已被科学强行驱逐出去了。这种“抽象”对于自然科学的建立固然居功至伟，但也付出了至少三个代价。
第一个代价是将自然数学化需要依赖一个强大的柏拉图主义前提，但柏拉图主义始终无法从根本上消解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挑战。由于真实的物理世界总是定性的与模糊的，并不严格符合数学概念的精确性。它并不是“不多不少”，而是“或多或少”。亚里士多德主义因此认为大自然这本书并不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这也意味着，在抽象的形式与被抽象的对象之间存在着不可还原的二元论关系，抽象固然是表征人类思维能力的标尺，但其本身也存在着限度。
第二个代价是这种自然科学的抽象在表述运动的时候陷入了“悖论”。在前伽利略和前笛卡尔的观念里，运动还是一种变化的过程，但近代科学把运动抽象化为“在数学空间中运动的数学物体”，如按照牛顿运动第一定律，“任何物体都要保持匀速直线运动或静止状态，直到外力迫使它改变运动状态为止”。在这里，“运动”与“静止”都是作为一种存在状态，两者之间质的差异被消除了。毋宁说，这已经是一种“非时间性的时间中进行的运动”，正如“不变的变化”一样，这种运动充满了“悖论”的意味。
第三个代价是近代自然科学把人从科学中驱逐出去而使之成为一个“第二性质”意义的主观的东西。伽利略区分了两种性质的东西：一种是绝对的、客观的、不变的和数学的东西；另一种是相对的、主观的、变动的和可感的东西。依照这种区分，人不过是第二性质的集合罢了。由于这种区分将人抽象掉了，也就放弃了对目的因的寻求，但近代自然科学的世界图景必然需要一个动力学的前提。正是在这里，有神论或者泛神论必然乘虚而入，这也可以从牛顿晚年对神学的痴迷得以佐证。
近代科学的抽象化固然打破了天界与地界的界限，实现了世界图景的数理化，但世界却又被分成了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虽然这两个世界每天都被人们用“实践”紧密关联，但在理论上却被抽象的深渊所隔断了。
马克思《资本论》中的抽象及其革命性突破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说：“万事开头难，每门科学都是如此。”开头最难的事就是如何“抽象”。我们注意到，马克思是通过“生产一般”的抽象来展开科学研究的。而马克思之所以能够抽象出“生产一般”，是因为相对于以前各种社会形态由于生产的不发达难以深入研究，由于资本主义阶段的商品化程度大大增加，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已经失去了原来的界限，因而可以统一到“大生产”的整体之中，这也是“抽象”的唯物论前提。
马克思对“生产一般”的概念做出了三点规定。首先，“生产一般”不是与分配、交换等并列的那个狭义“生产”，而是一个有机的生产整体；其次，这个整体不是黑格尔主义的整体，因为其中是“物质生产”而不是“概念”起决定作用的；最后，作为“抽象一般”的生产并不是生产的一般条件，而是科学研究的抽象化前提。
相对于自然科学的抽象所付出的沉重代价，马克思《资本论》的抽象是否也有这个风险呢？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呈现马克思《资本论》之抽象化的特征。
一是马克思以现实的具体与思想的具体之间的异质性为基础，规定了抽象的性质。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具体是现实的起点，也就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而思想的具体是思维用来掌握现实的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如果说近代自然科学的抽象是以柏拉图主义为前提的，而柏拉图主义与亚里士多德主义之间的“拉锯”始终纠缠在一起难解难分。马克思则将抽象限定在思想之内，认为思想的具体是思维的产物，而不是凌驾于直观和表象之外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作为现实的具体的“实在主体”，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这就坚持了抽象的唯物主义前提。
二是马克思在处理抽象的规定与具体的总体之间的关系时，是从否定的方面而不是从肯定的方面表述思想的具体。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是充满矛盾的，这些矛盾的变动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而刻画这个矛盾从潜在到激化的演进历程，正是马克思《资本论》所展开的逻辑形式。但这种形式不是自然科学的自然因果性形式，而是“否定的辩证法”形式。这种辩证法的特点是“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即思想的具体是一个否定之物而不是一个肯定之物。这是马克思的抽象形式的特殊性所在。
三是与近代自然科学将人视为“第二性质”不同，在马克思这里，人始终处于“第一性质”的位置。因为“生产一般”是对物质生产活动的理论抽象，而后者作为最基础的实践活动，既是一种感性的、客观的活动，又是一种主体的、能动的活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是因为其中所涉及的人都被抽象为经济学范畴，并作为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但通过对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与资本拜物教的批判，马克思从物与物的关系中揭示了人与人的关系，进而论证了“自由人联合体”之实现的必然性。人的自由与解放贯穿于马克思《资本论》的抽象化前提与思想历程之中。
只有基于“生产一般”的抽象，马克思才能进入到“资本”的批判性考察中。在马克思看来，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资本”正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特殊的以太”与“普照的光”。因此，从“生产一般”的抽象出发去研究“资本”这个“具体总体”的组成结构、运行机制与必然命运，既是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工作，更是一份无产阶级的革命工作。
（作者系天津城建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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