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把《资本论》描述为一个“艺术的整体”。该评价不仅指向其逻辑的严密性，更深刻揭示了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经济学、哲学与革命实践的高度统一。《资本论》之所以超越了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碎片化分析，成为科学与艺术交融的范本，关键在于其方法论蕴含的三重统一。这三重统一并非形式逻辑的预设，而是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转化为理论自身的运动形式，它是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在理论建构中的具体化实现。

　　现实关系的逻辑重构

　　辩证法与人认识世界的方法紧密相连，当黑格尔将辩证法推向绝对精神的云端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其重新锚定在现实生产关系的土壤中。这种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既非简单的唯物主义哲学“宣言”，也绝非术语体系的差异，而是通过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的独特统一实现了思维方式的彻底转变，是“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哲学分野在方法论层面的彻底显现。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实现的方法论革命，首先体现在研究与叙述的统一。他透过资本主义社会的混沌表象，通过“抽象力”的提炼捕捉经济关系的本质规定（研究方法），又以逻辑严密的范畴体系再现这些规定的内在联系及其历史性质（叙述方法），在结构中呈现为“具体—抽象—具体”。与黑格尔把具体理解为抽象“自我综合、自我运动的结果”不同的是，马克思认为它不过是思维掌握具体并在精神上再现出来的方式，“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它的独立性”，因此在理论上，现实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这种差异绝非方法论的技术性调整，归根结底是本体论根基的“断裂”。当黑格尔用“思维具体”取缔“现实具体”时，马克思始终强调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正是这种方法论自觉，使得《资本论》的范畴序列既非先验逻辑的演绎，亦非经验事实的罗列，而是对现实物质关系的理论重构。

　　逻辑与历史的关系问题成为检验二者方法论本质差异的试金石。黑格尔强调逻辑对历史的绝对优先性，将历史贬低为逻辑学的“例证库”。这种立场在《法哲学原理》中表现为对普鲁士国家的积极辩护，在《历史哲学》中异化为“理性的狡黠”。马克思则通过《资本论》开创了新的范式——逻辑进程既是对历史进程的本质抽象，又是对历史趋势的科学预见。当马克思从商品这个“经济的细胞形式”出发时，他既在解剖现存的物质关系，又在瓦解现存的不合理秩序。黑格尔的辩证法在此遭遇双重解构——其认识论上的唯心主义根基被历史唯物主义取代，其保守的体系化倾向被革命的批判武器重构。

　　资本“自否定”的结构显现 

　　《资本论》结构的有机整体性体现在理论上再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通过对形式规定与物的规定二重性辩证的叙事逻辑，构建了经济范畴的历史批判结构。

　　马克思以劳动范畴的二重规定为轴心，既实现对商品二重性的本质溯源，又向后延伸出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深层剖析。其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辩证关系，在商品形态中具象化为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对立性统一，在资本运动过程中则“上升”为劳动生产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的矛盾运动。这种二重性揭示经济范畴存在的双重维度：具体劳动通过对物质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维系着使用价值“质”的规定性的生产，抽象劳动通过劳动力的生产完成价值“量”的规定性的生产与增殖。由此，形成了物质生产与价值生产、“物的规定”与“形式规定”的辩证结构。这种意义在于，马克思借此将作为“神圣形象”的资本解蔽为特定生产关系的历史载体，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质的规定性被物化为商品的自然属性，量的规定性则被抽象为价值增殖的社会形式。这种物化机制掩盖了资本作为社会关系的本质，使其呈现为永恒的自然范畴。马克思的二重分析法突破性地将经济范畴的历史特殊性从普遍形式中剥离出来，由此证明资本的本质并非存在于生产资料的物质实体，而是根植于劳动力商品化所形成的社会权力关系。

　　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然幻象”被揭开之后，物质生产的客观基础与价值形式的内在张力便构成了资本“自否定”的逻辑起点。一方面，资本增殖的形式规定性要求无限扩张价值量，但物质生产却面临使用价值的有限性制约。当资本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来提高价值增殖水平时，劳动过程的物质内容（具体劳动）反而被贬低为抽象劳动的附属品，导致活劳动逐渐被死劳动（机器体系）替代，这一过程使价值增殖的形式规定逐渐脱离物质内容规定性的基础。继而可变资本占比下降导致剩余价值率萎缩，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成为资本“自否定”逻辑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资本为突破增殖瓶颈而推动的生产社会化，在物质内容层面瓦解了私有制的现实基础，使形式规定所依赖的私有产权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

　　马克思指出，资本逻辑将劳动二重性转化为自身存在的二重化条件，其物质内容要求生产系统的持续革新，而形式规定却将革新成果异化为支配劳动者的社会权力。这种“二律背反”最终使资本在完成“伟大的文明作用”的同时，创造出否定自身存在条件的历史主体——社会化大生产与贫困的无产阶级。资本通过形式规定建构的增殖运动，终将因其对物质内容的系统性破坏而陷入结构性危机，从而在历史辩证法中完成自我扬弃。

　　科学体系与革命实践的双重叙事

　　《资本论》的独特之处在于，其理论体系的建构过程同时也是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祛魅过程，这种双重性指向了方法论的根本旨趣：“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统一。马克思将批判性力量根植于对实践范畴的本体论重构，他把“现实历史和发展中的人”即人的物质生产活动确立为历史科学的轴心，将理论体系的科学性与革命实践的能动性在劳动辩证法的框架中达成一致。这种一致绝非认识论层面的理论调和，而是通过揭示资本逻辑在社会历史实践中产生的“二律背反”，将政治经济学批判聚焦于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解构。由此，在方法论层面实现的哲学革命在于马克思把传统形而上学“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改造为“主客一致”，即“对象性活动”的实践总体性思维方式，理论对现实的解释权重新奠基在人改造世界的物质生产过程中。

　　《资本论》的科学体系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实践结构的现象学还原。形式规定与物质内容的二重性揭示人类劳动实践的双重异化：具体劳动作为“对象化实践”创造物质财富的客观过程，被抽象劳动的价值形式扭曲为纯粹量化的社会权力扩大化再生产。这种异化并非观念错位，而是植根于资本主义生产实践的内在分裂，劳动者在改造自然的具体实践中，同时生产着支配自身的抽象社会关系。“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说，资本增殖不过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异化形态，其自我运动的规律本质上是社会实践矛盾的对象化显现。换言之，资本主义是劳动者实践能力的自我否定形式。其中，劳动时间的争夺不仅是经济博弈，更是人类对实践主体性的抗争，资本将人异化为“劳动的时间容器”，其与“人的自由发展”初衷相互对立，工业技术本可解放人类，却在资本控制下沦为异化工具，形成物支配人的实践体系。革命实践的必然性正是源于这种实践辩证法的内在逻辑：当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既是资本增殖的实践工具，又是其内在矛盾的实践载体时，理论批判便转化为实践解放的自觉行动。阶级斗争在马克思的叙事中并非外在于经济规律的政治“附加物”，而是资本逻辑自我否定的实践形态，它是“实践批判”的物质化表现，是“异化实践”向“自由实践”转化的历史中介。

　　《资本论》的方法论贡献，在于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转化为“实践现象学”。当马克思将共产主义定义为“实践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所追求的目标”时，他实际上确立了实践哲学的纲领——消除劳动实践的二重分裂，使对象化实践重新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这种哲学不是对未来的乌托邦想象，而是从资本逻辑的实践矛盾中“生长”出的现实革命运动。在此意义上，《资本论》既是对旧实践结构的科学解剖，又是对新实践形态的革命宣言。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项目“《资本论》的文明观研究”（23VRC031）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