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陷入“大国全面责任”的陷阱

2025-03-2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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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大国全面责任论”针对中国的意味显而易见。个别国家或国际组织炒作“大国全面责任论”有双重目的,一是试图要中国全面分担既有治理体系的成本,二是试图掌控“中国负责与否”的评判权,将治理失败的责任“甩锅”于中国。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中国始终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然而,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首日便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其中借口之一在于中国人口是美国人口的3倍,但对世界卫生组织缴纳的会费却比美国少了近90%,与中国的分摊款项远远不成比例。言外之意,特朗普政府将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的责任归咎于中国,这是西方国家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炒作“大国全面责任论”的具体体现。
  衡量全球卫生治理中大国责任的面向
  让中国在全球卫生治理中负全面责任,既不符合当今全球卫生治理的现实,也不利于全球卫生治理的可持续发展。在全球卫生治理中,世界政府的缺位和各国在卫生安全领域的相互依赖,意味着每个国家都应该在全球卫生治理中承担有限而非全面的责任。全球卫生治理中大国责任的限度及衡量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基于国家身份的全球卫生治理责任。全球卫生治理责任是一国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国家身份决定了它在全球卫生治理中担负何种程度的责任,即一个国家的全球卫生外交政策应当与自身国家身份相匹配。“中国始终是‘全球南方’的一员,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定位决定了其全球卫生外交政策旨在助力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卫生能力建设。在2024年9月举办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与非洲发起“卫生健康伙伴关系”,在未来三年内将向非洲派遣2000名医疗队员,实施20个医疗卫生和抗疟项目,继续对非洲遭遇的疫情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非洲疾控中心建设,提升非洲各国公共卫生能力,这充分彰显了作为“全球南方”国家,中国在全球卫生治理中承担大国责任的担当。 
  其次,基于国家实力的全球卫生治理责任。中国为全球卫生治理承担了力所能及的大国责任。中国致力于通过支持世界卫生组织的有效运转,履行全球卫生治理的大国责任。成员国缴纳会费是世界卫生组织运营资金的重要来源,评定会费按一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计算。尽管中国人均GDP仅居世界中游,但它却是世界卫生组织会费的第二大贡献国。在世界卫生组织2024—2025年度预算中,中国向世界卫生组织缴纳的评定会费占该组织评定会费总量的15.3%,仅次于美国的22%。中国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财政贡献反映了与自身国家实力相匹配的全球卫生治理责任。 
  再次,基于国家利益的全球卫生治理责任。中国的全球卫生治理责任是国家利益在国际层面的延伸,没有国家利益作支撑的全球卫生治理责任就是空中楼阁。罔顾中国国家利益而单方面要求中国承担所谓“全面责任”的做法就是道德绑架。以“道德责任”之名绑架他国的做法既不会奏效,也明显不符合国际政治的现实。 
  最后,基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的全球卫生治理责任。大国的国际责任观与自身传统文化息息相关,中国的全球卫生治理责任观内嵌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衍生出的全球卫生治理责任观。“天下大同”“四海一家”“天下为公”等优秀传统文化观不仅为中国的全球卫生治理责任确立了边界,也决定了中国践行全球卫生治理责任并非应急式的权宜之计,而是为实现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而确立的百年大计。 
  避免“大国全面责任”陷阱的三重原则
  首先,在治理理念方面,坚持公平正义原则,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卫生治理新秩序。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到,“我们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就全球卫生治理而言,公平正义的维护取决于如何变革当前不平等的全球卫生治理秩序,建立全球卫生治理新秩序。日益加剧的南北公共卫生差距和内嵌于全球卫生治理机制中的新殖民主义,弱化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卫生治理能力。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共同致力于改革不平等的全球卫生治理秩序,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公共卫生能力和经济韧性,进而提升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担责能力,是避免全球卫生治理陷入“大国全面责任”陷阱的道义基础。 
  其次,在治理制度方面,坚持多边主义原则,坚守全球卫生治理责任的制度基础。基于多边主义之上的全球卫生治理制度是全球卫生治理中的重要公共产品。中国一直是全球卫生治理多边主义的坚定支持者。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的决定不仅严重弱化了该组织的融资能力,而且对全球卫生多边治理体系的未来走向产生深远影响。美国对世界卫生组织的单边断供,无疑会使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全球卫生融资规模抱有更大的期待。然而,没有哪个大国愿意填补由美国退出而造成的全球卫生治理融资缺口。特朗普政府以中国分摊的会费比美国少为借口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只是美国逃避大国应尽责任的一个借口。坚持全球卫生治理中的多边主义,是避免全球卫生治理陷入“大国全面责任”陷阱的制度基础。 
  最后,在治理实践方面,坚持基于能力与责任相匹配、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实现全球卫生治理的共商共建共享。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中国的大国责任是有限责任,中国要做一个力所能及的“有限责任大国”,而非一个力所不逮的“全面责任”大国。大力倡导各国分担与自身能力相匹配的责任,是避免全球卫生治理陷入“大国全面责任”陷阱的现实基础。 
  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各国不仅是命运共同体,更是责任共同体。全球卫生治理需要双向奔赴,而非单向负责。大国无疑在全球卫生治理中承担更多的责任,但国家利益和实力的不同决定了各国须承担“有限责任”。一味鼓吹“大国全面责任论”只会加剧全球卫生治理中的公地悲剧。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教授)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编辑:陈茜(报纸) 贾伟(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