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当今人类社会深度全球化与技术化的加速演进，终将“合成”一个新的全球性文明，它的“气质”必然产生自广义的东西方文明在历史大流“研磨”中的全面“化合”。当我们将两者的“研磨”和“化合”聚焦在“心”（mind）的研究上，就会发现并且深切地感受到，当代认知科学——更准确地说是“心智科学”（science of mind）——已经处在与东方心学互动、对话、融通的态势之中。《禅与意识的艺术》记述和反映的正是认知科学与东方心学在当代相互“研磨”和“化合”的真实状况。

　　作为一位非常有个性的女性学者，该书作者苏珊·布莱克摩尔（Susan Blackmore）是当代认知科学与意识研究领域中的知名学者，曾提出“模因理论”（Meme Theory）探讨模仿的社会学习机制。同时，出于对意识研究的热情以及对自身苦痛的敏感，布莱克摩尔还关注、接触、研究了超个人心理学以及冥想（禅修）、濒死、离体、致幻等特殊意识体验。对于这些特殊体验，她既保持开放包容态度又坚持怀疑论立场。《禅与意识的艺术》正是布莱克摩尔早年在意识科学语境下实践禅修训练的第一人称自传式记述。

　　布莱克摩尔让意识研究深度渗入自己的生命体验中。因此，这本著作的意义不在于她能否根据自身体验与反思提出一套研究意识的清晰、程序化的第一人称方法，而在于它是一份特殊的样本——一份具有典型性的第一人称数据和个案。研究意识的学者很少有像布莱克摩尔这样长期训练自己的，无论她的方法是否能被佛教传统认可为真正的禅修，但她对待各种意识研究第一人称方法的认真严肃态度是值得肯定的。意识研究应该秉持对广泛人类心智现象谱系的开放态度，正如她所言：“在我们寻求解决‘心脑统一’这个大谜团时，应该严肃对待这些意识的艺术、技能、手法，以及意识实践。”

　　布莱克摩尔将来自佛教传统的禅修训练看作一种实践非常态意识体验的艺术。布莱克摩尔对禅的理解属于许多西方知识分子对禅的普遍印象：禅是一种来自中国、日本等佛教传统的心灵训练实践，不注重文本和理论，注重实践和对自己本性的直接体验；充满奇怪的悖论式语录，可以不涉及宗教活动或教条信仰。她借用一些她从禅修中学习到的技巧，创造了一套自己的“用意识观察意识”的方法：首先是静心，让心平静下来，让念头慢下来；接着是努力达到一种类似于“观”的状态，同时保持注意力的开放和警觉，与内心的对话、情绪序列保持距离；维持一段时间之后，在这种开放、平静、专注、稳定的心智状态下开始提问，并集中注意力“观察”对问题的回答这些念头本身。在该书中她准备了十个与意识本质相关的重要问题来训练自己：我现在有意识吗？刚才我意识到了什么？（如果刚才是非正念状态的话我又如何能回忆，回忆如何为真？）提问的人是谁？它（体验）在何处？念头是如何产生的，在宁静中安住的心和在念头中流转的心有什么区别？没有时间，记忆是什么？何时你在（当下）？此刻你在这里吗？我正在做什么？（观察）接下来（意识流中）会发生什么？布莱克摩尔像科学家细致观察研究对象一样，也像艺术家专注打磨作品一样，一遍遍倾心于锤炼她洞悉意识的技艺。这些问题没有明确答案，寻找答案也不是目的，提问是一个转换意识状态的开关，当开关打开时，实践者需要从非正念的状态转向对内的正念观察。

　　这一方法“收获”了来自她的禅修老师克鲁克的批评：“你是如此专注于智力问题，即使方法是根据体验来的，也无有补益。”克鲁克批评布莱克摩尔过多纠缠于对问题的智力思考。确实如此，从布莱克摩尔记述的意识流旁白中我们也能清晰地看到，提问之后布莱克摩尔很容易陷入对问题的长串思考和回忆，并不能实现用“意识观察意识”的目标。布莱克摩尔的错误在于将禅宗“大疑”和“参话头”的提问方法误解为一种在开放又集中的注意力基础上的“追问”与“思考”。参话头和大疑问的重点不在于追问，而在于借用提问引发的疑“情”截断意识之流。令西方学者喜好的悖论式语录的目标不在于给反逻辑的对话内容一个解释，而在于实现终止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说，布莱克摩尔借用禅修技术发明的提问式意识研究第一人称方法是失败的，但该书仍不失为一份典型与良好的第一人称方法研究样本。

　　近三四十年来，随着当代意识科学进步发展所形成的共识是：对意识体验的第一人称视角研究不仅在当代自然科学中具有合法性地位，更是建构一个全面的意识科学必不可少的部分。瓦雷拉（Francisco J. Varela）和希尔（Jonathan Shear）在1999年首次出版了题为“意识研究第一人称方法论”的标志性文集，并在文集的序言文章《第一人称方法论：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中阐明了第一人称进路的重要性及其对未来的展望：“要把体验看作一个可以探索的领域，就要承认生命和心智所包含的第一人称维度是我们持续存在的一个特征。剥夺对这种现象领域的科学审查就意味着去掉了人类生活最亲密的领域，或者否定了可以通达它的科学解释权。这两种情况都无法令人满意。”意识体验的不可还原性与主体性的认知首要性，使研究意识的第一人称进路成为理解意识的现象结构与本性不可或缺的部分。在此基础上，瓦雷拉等人认为，为应对意识的“难问题”（Hard Problem），首要的不是立即给出形而上学回应，而是给出训练有素的第一人称方法，借此第一人称方法能够使被试拥有稳定、清晰、可控制、可重复的第一人称体验和相应报告，从而获得对相应的第三人称数据的理解和解释。瓦雷拉认为现象学还原不是充分的第一人称方法，他希望寻找的是训练还原和悬搁能力的元方法，而来自佛教传统的禅修以提高注意力与觉知能力为基础发展出的系列实践意识的技艺方法，由此受到瓦雷拉的青睐，从而引发意识科学第一人称方法研究对禅修的长期关注。

　　在瓦雷拉的意识研究第一人称方法论框架中，还包含对“第二人称”方法的关注。“在第二人称立场下，人们明确地放弃了他/她的超然状态，变得认同了某种对资料的理解和资料中的内在连贯性。事实上，他就是这么看待自己的角色的：一个移情的（empathic）共鸣体——熟悉体验、能在自身中找到共鸣。……在调查中，如果没有这种浸润在体验领域中的中介者，那么这类‘交心’是不可能的，就像没有东西可以替代一手知识一样。因此，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验证类型，不同于目前为止我们所讨论过的其他类型。”简言之，“第二人称”方法要求研究者既是体验的观察者，又是体验的拥有者和理解者。

　　《禅与意识的艺术》无疑是一份第一人称方法的良好口头报告案例。更重要的是，它也是一份意识研究者深度拥有第二人称立场的良好范本。对禅修这一类特殊意识体验的研究来说，布莱克摩尔既是体验的观察者，又是体验的拥有者和理解者。由于意识体验的主体性特征，第二人称立场确保了体验的主体间可验证性和公共语言表达的可能性。《景德传灯录》记载，唐代温州龙兴寺永嘉禅师天资聪颖，精勤修行，竟然在没有宗师指导的情况下自悟道体，深证实相。天台宗第八祖左溪玄朗与六祖门下东阳玄策禅师路过温州时，见永嘉禅师悟证甚深，却没有大德印证，认为不可，鼓动他与玄策同去曹溪，面见传承禅宗正脉的六祖惠能。在曹溪道场，永嘉开门见山直陈所悟境界，惠能几番追问之后，当众首肯永嘉禅师证悟水平。这一公案表明禅宗系统是有主体间公共验证的要求与可能的，也证明了按照禅修系统的公共方法和操作程序，禅修境界的体验类是可重复的。对主观意识体验的研究，特别是特殊意识体验的研究，需要研究者拥有第二人称视角，这保障了研究者对第一人称数据的理解以及体验的公共验证。

　　然而，布莱克摩尔的书中确实存在部分难以理解的主观体验描述，这并非完全由体验的主观性造成的，而是由第一人称方法的非程序化与非公共化造成的——布莱克摩尔的意识技艺很多是她个人的创造发明。所以，若要将禅修视为一种良好的第一人称方法，当务之急是明晰实践方法的操作程序。但正如修自行车、制作皮鞋这样一些技艺，对清晰的操作程序的知识性学习不必然带来娴熟的技艺，禅修也是如此。除了对实践的操作程序的学习，它还需要个体的躬行、毅力、愿力、天赋等，这些个体变量不能被程序化。换言之，方法论上操作程序的明晰化不必然保证体验类的公共可重复性。

　　（作者系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浙江大学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