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5—16日，山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等单位主办的“中国式现代化：传统、传承、传播——首届全国新文科跨领域主题研讨会”在太原举行。会议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研究、人工智能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新闻传播舆论宣传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等进行了深入探讨。

　　山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殷杰表示，此次研讨会尝试跨学科学术联动，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契合时代要求，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举措，是我们回应数字时代带来的教育变局，以更大的变革决心、更广的学科视野，推动新文科融合变革、突围发展的具体行动。

　　中国式现代化要实现超越式发展，需要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和突破。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季为民认为，首先，准确把握现代化与哲学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均受益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更新和思想先导。其次，以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历史和实践多次证明，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直面现实问题，坚持“两个结合”，科学回答并解决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面对的一系列理论、道路和方向等时代之问，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取得了一系列伟大成就，为破解人类现代化和文明形态迷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再次，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超越式发展。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要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建构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和思想体系。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超越式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引领，离不开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的滋养，离不开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助力。

　　进入数字时代，新闻界从数字新闻业转型的现实图景出发，探讨“新闻真实”规范延续的实践路径，提出了诸如“有机真实”“过程真实”“体验真实”“整体真实”和“情绪真实”“本质真实”等概念语簇，丰富了新闻真实所涉猎的范围和深度，也给新闻学带来新的困惑：新闻真实到底哪个层面最具价值？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王润泽认为，在新闻真实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用“新闻世界”拓展新闻学对世界的认知。人类对世界的认知体系中一直存在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二元对立。大众新闻媒介诞生以来，普遍存在的新闻媒介作为一种物质性的中介，构建出新闻世界，并从实践中勾连起两个世界。新闻世界的基础是客观世界，即新闻以事实为本源，强调具体事实和整体事实的有机统一。同时，新闻世界构建的是基于客观世界的认知世界，即偏向于主观世界和意义世界。新闻世界物质性地勾连起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它以构建、调整关系为核心和意义，为中国特色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提供了兼顾普遍和特殊、共时与历时的元概念，亦对反哺哲学和社会科学发展有所裨益。

　　党的新闻工作大有可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马凌认为，党的文化领导权、意识形态领导权与“党管媒体”相一致，必须落实意识形态责任制，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从历史维度上看，党的新闻工作经历了以宣传为核心的时期、以舆论为核心的时期，目前跃升到以文化为中心的新时代。文化不仅拓展了新闻工作的边界，也给予新闻工作源源不断的精神支持、符号支持、形象支持和话语支持。尤为重要的是，经由新闻工作，意识形态与文化有机结合，不仅可以使意识形态趋于长期稳定，也使意识形态获得持久影响力。因此，党的新闻工作虽然不能替代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工作和文化工作，但在“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方面大有可为。

　　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是我国媒体融合进程新阶段中的新任务，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在媒体领域的体现，要求媒体将工作重心放到内部建设上来，变革体制机制，优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张辉锋认为，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应是主流媒体的“涅槃式重构”，形成移动互联、数智传播时代的新内质，形成不同于传统媒体的新“质”媒体，主要包括文化科技型机构和全域化平台。前者指的是要形成以数智传播为核心的运行机制，实现数据驱动、人机协作；后者指的是在互联网时代，要把自己定义为社会网络的一个重要节点，对社会运行结构有着重要的建构作用，然后统筹信息传播、政务商务民生服务、社会治理等功能，形成布设多元接口的互联网平台。

　　如何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是学界研究的热点话题。南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陈鹏认为，在国际传播中，除了内容外，公共外交也十分重要，既需要国家层面的具“国”传播，更需要个人层面的具“身”传播。让更多国人走出去，将更多客人请进来，使得外国民众了解到一个和西方媒体描述截然不同的中国，进而影响西方民意，反过来倒逼西方主流媒体报道与民众认知和期待相吻合的真相，改善我们的舆论环境。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高立伟认为，AIGC赋能政党国际形象传播，将推动政党国际形象传播的范式重构。应积极在传播战略、主体、内容、对象、方式等方面，融合AIGC技术予以应对，推动传播效果有效提升。

　　正确引导时尚文化消费传播。厦门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赵振祥认为，媒介技术进步为时尚产业和时尚传播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让时尚传播极具穿透力，甚至迅速形成跨国、跨族群的时尚风潮，演绎成为轰动一时的跨文化传播现象。而时尚本就包含通过美的尺度达到教化社会的目的。时尚本身既具审美、正向引导等正向价值，亦有可能存在炫耀、宣泄、审丑等负向价值。因此，要警惕时尚沦为商业的附庸，对社会产生负面教化效果。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潘祥辉分享了对于传播学概念的探讨。他认为，中华民族运用“传”的历史和对“传”的体认悠久深入。尽管早期“传学”概念未能占据主流，终为“传播学”所取代，但用“传学”来对译“communication”仍有积极意义，不仅彰显了传播研究的中国文化主体性，也对后续的传播研究产生积极影响。在当下倡导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语境下，重新梳理和审视早期传播学术史中的“传学”话语及其兴衰演变历程，能够深化我们对于中国传播学研究意义、路径与前景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