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存在。中国历史经过史前、商周时期不间断的发展和持续整合，最终形成统一的秦汉王朝，奠定了后世中国版图的基础。秦汉以后，古代中国虽有短暂分裂，但并未像西方文明一样分裂成许多国家，这是因为统一是各政权的共同追求。中华文明、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之所以表现出强大的连续性和统一性特征，一方面与中华文明与生俱来的包容性、和平性与创新性有关，另一方面则是各民族对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深刻认同使然。

　　对择都理念的认同。华夏政权自古以来追求择中立国、择中建都。《荀子》曰：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管子》曰：天子中而处。《吕氏春秋》曰：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对“中”的追求是流淌在中华文明中的强大基因。金、元、清三代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在择都的过程中均体现基于对“择中”理念的认同。金海陵王迁都诏云“顾此析津之分，实惟舆地之中，参稽师言，肇建都邑”。元忽必烈在确定都城所在地时，霸突鲁曾分析：“幽燕之地，龙蟠虎穴，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明永乐帝在决定迁都北京时，诏书云：“眷兹北京，实为都会。地势雄伟，山川巩固，四方万国，道里均适。”另明代陈敬宗《北京赋》云：“圣皇之建北京也……均万国兮会同，而适居天下之中央也。”金幼孜《皇都大一统赋》称北京：“实当天下之中……为万国之都会。”清代完全沿用了明代北京城，未见有迁都动议，也是基于对都城地理位置的认同。

　　对建城理念的认同。择天下之中立国、择国之中立宫，宫城居都城之中，王者居中而治，是华夏政权的治国理念，反映在都城形态上，尤其是宋、元、明、清时期的都城上，均表现为方形相套的城池形态，宫城居中，有明确的宫城或都城轴线。金中都是女真族政权建立的都城。迁都南京（今北京）之后开始在辽南京城基础之上建设都城。据《金虏图经》记载：“亮欲都燕，遣画工写京师（汴京）宫室制度……按图以修之。”可见，金中都是仿照北宋汴京城而建设的。表现在城门名字上为模仿或照搬，如拱宸门与汴京城相同；金中都宫城南门应天门内为左、右祥龙门，汴京城宫城南门宣德门内为左、右昇龙门等。宫城前导空间内的建筑及景观形态也与汴京城相同，如金中都应天门外有御道，御道两侧有转角长廊，两旁种植有柳树；汴京城宣德门外御道两旁也有御廊，同样种有植物。此外，还有水系、桥梁等的规划，如州桥及龙津桥的形态及所处位置。可以说，金中都最终呈现出的方形相套的城池形态，旁三门，有明确的宫城轴线，与《周礼·考工记》记载的理想都城规划形态大致相符，可以认为是对中原地区理想都城形态的认同和遵循。

　　元大都是蒙古族政权建立的都城，因其是在生地上规划建设的都城，故较少受到原有城池布局的制约。元大都被认为是按照《周礼·考工记》设计的理想都城形态，表现为前朝后市、左祖右社，有城市设计中心——中心台、设计轴线——中轴线，旁三门、九经九纬等。大都宫城前导空间的建筑及景观形态，如御廊、周桥等与北宋汴京城、金中都基本相同，是对前者的认同和继承。也许是受到客观条件限制，中原政权没能完成的理想都城布局，反而在少数民族政权创建的都城中得到较为完美的呈现。

　　清北京城完全继承了明北京都城，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等，并加强了对中轴线空间形态的塑造，如将景山寿皇殿移至中轴线上，在景山宫门内土山上对称建设五座亭子，在天桥两侧对称立碑两方。值得一提的是，宫城的前导空间仍然沿用前代金元时期都城形制，如大明门（大清门）内的千步廊和御道。除紫禁城外，清代皇家园林圆明园也同样承载着政治功能，是紫禁城外国家的第二个政治中心，清帝在此园居理政。全园的政治中心位于圆明园南部正前方的宫门区。以大宫门、出入贤良门、正大光明殿南北一线为中轴线，大宫门左右对称分布有东、西角门，内、外左右对称分布有东、西朝房和东、西转角朝房，出入贤良门左右对称分布有东、西如意门，在出入贤良门外的河道上位于中轴线位置架有桥梁。这样的布局与紫禁城极为相似，有突出的轴线，转角朝房类似于大明门（大清门）前的千步廊，河道及桥梁相当于金水河及金水桥。这样的布局代表的是对中华传统文化中正秩序的追求。可以看出，清朝统治者对中华文化的深刻认同。

　　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中华传统文化重视以礼治国，敬天法祖，重视农业。此外，还有基于对宇宙时空的探索而建立起来的一套人文哲学，其中的易学思想较具代表性。金中都的城门名称有施仁门、彰义门、崇智门、端礼门等，反映出对中原政权以儒家思想治国理念的认同。

　　元大都在设计理念中还运用了中国传统的易学思想。元大都北城墙仅开两门，学者王彬在其《井田制与北京城》一文中分析说是因为北方处于坎位，坎入于陷则凶，潜藏不露则吉，故不在正北开门，钟鼓楼高耸，以防泄气冲城阙。元人黄文仲《大都赋》提供了另一种解释，即大都城之所以设十一门，是为“允合乎五六天地之中”。天之中数五，地之中数六，两者相加为十一。此外，各城门的名称也是根据周易方位而命名，如丽正门，南垣正门，离卦。离，即丽。《周易》云：“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

　　清代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同更超金、元两代，祭祖、祭天、祭农等礼仪不仅隆重，且为常例。圆明园是清朝统治者在京城西郊营建的一座大型苑囿，是平地造园的典范。圆明园是按照事先规划而建设的，其布局形态鲜明地体现着其背后的设计思想和理念。圆明园整体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同华夏神州地形一致。在景致安排上也是模拟神州版图，西北高处建紫碧山房，仿造昆仑山意境；东南有福海，象征神州大地东临沧海，并在福海中营造了“一池三山”的意境，表现出对自古以来华夏版图的深层次认同。在内部景观设计及殿宇命名上，均体现出鲜明的文化特色，如反映中国自古以来重农思想的澹泊宁静“田”字形大殿，种植有成片稻田以观农时的多稼如云；反映以德治国的澹泊宁静、澡身浴德、坦坦荡荡、茹古涵今、勤政亲贤、正大光明；反映敬祖观念的鸿慈永祜；反映追求天下大同、太平和谐的万方安和、九州清晏等，均体现了中华文明自古以来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天人合一”宇宙观和以礼治国、以文化人的家国情怀。

　　通过梳理可以看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连绵不断的一个重要原因，对认识和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系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