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规范是研究人员在从事学术研究时应该恪守的基本准则。这一准则涉及学术研究的方方面面，其中之一就是研究资料的准确性、可靠性以及引用各种资料的正统性。与其他学科相比，国际问题研究的写作似乎更应该重视学术规范。这一必要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国际问题研究与国际关系的现实问题、与当今世界面临的各种挑战和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第二，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都需要强有力的学术支撑，都需要学者提出真知灼见；第三，国际问题写作使用的大量研究资料难以被所有研究人员轻而易举地获得，公众对研究资料的准确性和可靠性难以甄别；第四，公众对国际问题的兴趣与日俱增，迫切希望知晓国际问题的来龙去脉。

　　但是，长期以来，由于缺乏对学术规范的重视，我们的国际问题写作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滥用媒体报道。国际问题写作中会用到研究对象国的政府报告、国防部信息等资料，但想要获取上述资料并不容易，因而国际问题学者常常会采用新闻媒体的报道作为依据。然而，新闻媒体的报道为了抢时效，有时会出现错误甚至虚假的信息，这些信息一旦未经辨别即被采用，就会造成学术论文观点的偏颇甚至错误。例如，美国《华盛顿邮报》在报道美国大选时，经常夹杂着不实信息。学者在引用此类资料时应格外警惕。此外，笔者在做拉美研究时曾亲身经历过这样一个事件。外国媒体在报道中国领导人的一个重要讲话时，将中国与拉美的双边贸易额说成是中国在该地区的投资。一旦这样的报道被引入学术论文，必定产生错误的论证结果。

　　第二，刻意多引英文注释。国际关系学界曾有一种声音，认为“没有英文注释的论文不是好论文”。这一表达肯定失之偏颇，但也从侧面反映了学界的一种写作倾向。从国际问题研究的学科定位来看，论文肯定需要英文注释，但是不能剑走偏锋，过量引用。事实上，如果文献不是文章研究的核心问题的相关文献，就不应该罗列上去。很多论文在注释中罗列很多次优先文献或不相关文献，其实只是为了显得英文文献多。而且，若多个文献支持同一论点，可在句末合并标注，避免重复罗列。

　　第三，不加“转引自”。在国际问题研究的论文中，有不少析出文献。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必然会阅读大量文献，以获取有价值的观点或数据。有时，作者是从A的研究成果中看到B的研究成果的。如果作者要引用B的研究成果，或设法找到B的研究成果，或在引用B的研究成果时加上“转引自”A的研究成果，因为作者看到的是A的研究成果，未见B的研究成果。但是，有些作者在引用时并没有写上“转引自”，而是直接标注析出文献，这将大大损害A的研究成果的影响力。

　　第四，未能区分直接引用和间接引用。作者要适当选择直接引用与间接引用，在写作过程中不能混用，其使用都有特定的含义。以期刊写作为例，引用标记一般放置在标点外。有作者在叙述一句完整的句子时，中间想要插入半句间接引用，但是却把引用标记放在该句末标点处，这种现象也是不规范的操作。国际问题写作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直接引用适用于具备重要性、事实性较强的信息，而间接引用则适用于对原理或概念进行概述，比如国际关系理论的相关文献梳理就可以采用间接引用。但是，有些作者在需要直接引用时，反而用间接引用，造成使用混乱。以上这些作者需确保所引用内容的准确性及上下文的完整性，每句话的来源需要精确出处。学术成果中的所有重要观点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精确注明出处，否则容易导致自说自话、人云亦云或以讹传讹。

　　第五，过量引用自己的研究成果。研究成果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对新领域的开拓性研究，另一种是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现或新的思路。过量自引主要集中于第二种研究成果，因为这一类研究需要在前期成果的基础上展开，有些学者为了标榜其在该研究上的学术贡献和价值，会过量追求自身引用。

　　第六，参考文献滥竽充数。参考文献与注释异曲同工，能强化学术成果的学术性，并使读者从中获取更多有价值的学术线索和资料来源。在严格意义上，只有研究人员真正阅读过的文献才能被放入参考文献。一些作者为了滥竽充数，把自己未阅读过的文献放进参考文献。这是一种缺乏学术诚信的表现，与实事求是的美德背道而驰。

　　上述问题的解决难以一蹴而就。一方面，出版社和杂志的编辑部应对来稿的学术规范作出明确规定，并加强对稿件的审查；另一方面，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尤其是青年研究人员，要重视学术规范的重要性。只有双管齐下，才能在根本上进一步强化国际问题研究的学术规范。

　　（作者系上海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