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服务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需要。为此，在国际问题研究中，特别是在论文选题和写作中，就需要服务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需要，精准领会国家的外交政策和方针，把准讨论方向，避免陷入西方话语陷阱，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容易落入西方话语陷阱的情形

　　对西方话语或材料把握的正确与否，会影响研究方向。对此，我们时常会在国际问题的写作中发现以下情景。

　　第一，受到西方学者对中国“负责任大国”的歪曲解读，陷入西方话语陷阱。需要指出，西方论调中的“负责任大国”暗含着很复杂的成分，核心是对中国的指责，同时也是对中国不切实际的要求，其宣扬的所谓“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是一种无限责任和强制义务，目的是解决西方国家自身不能解决的问题。实际上恰恰相反，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就一直是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国家，对负责任大国的解读有着深厚的国际道义观的支持，在谋求本国发展利益的同时，兼顾他国的伦理关切。如果作者在写作及论证过程中陷入西方对“负责任大国”的曲解，没有清醒保持对国家利益与国际责任关系的正确认识，其结果必将是落入西方话语陷阱。

　　第二，受西方概念和学术理念影响，陷入西方话语陷阱。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政界、学界已经炮制了诸多带有话语陷阱式的学术概念，如所谓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如果作者在写作中为自由国际秩序进行辩护，必将落入西方话语陷阱。再譬如，“印太战略”是在美日等国家的特定政治势力策动下，由某些西方国家联手推出的。对于其中针对中国的意图，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应保持高度警惕。国际问题研究者在早期学术训练中都会接触到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并深受其影响，在写作过程中难免会出现顺着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路径去推演的情况。虽然国际关系三大理论范式有着较强的解释力，但是从国际关系知识的创造性上来说，这也可算是在某种程度上落入了西方话语陷阱，特别是忽视了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价值。

　　第三，受到西方国家刻意曲解历史的影响。首先，西方某些国家或敌对势力对历史事实刻意歪曲，如果我们的作者跟随其后进行分析，必然落入西方话语陷阱。譬如，在一些特定的区域或周边问题上，某些国际势力歪曲历史或刻意突出其想强调的并不真实的某些历史片段；在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上，西方敌对势力扩散有特定目的的历史观和对某些具体历史问题的观点。这些都需要作者加以认真辨别。其次，对于西方国家刻意掩饰真实意图的说辞或辩解，我们的作者应该加以辨别，而不是轻信并据此展开分析和推演。譬如，日美在全力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时候，刻意渲染其目的是要在国际经济和区域经济中普及所谓“更高标准”，以推动区域经济合作走向更高水平，欲以此来掩饰其在地缘政治与经济中刻意排挤中国的真实目的。如果我们的作者就此跟随，必定会落入西方话语陷阱。

　　如何解决

　　综上所述，作者在写作中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应对。

　　一是要坚决捍卫中国自身利益。立场和视角的不同，决定了西方一些国家或势力的观点或主张的“不正确性”。在进行国际问题写作时，应坚持中国立场，从中国出发来解决问题。一些西方势力的国际问题说辞服务于其自身利益，当然也来自其对国际问题的特定西方视角。我们的作者在研究、分析与阐述中需要时刻牢记，从坚决捍卫自身正当利益的角度，去思考、阐述和提出自己的主张。

　　二是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会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当下和今后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体现在近年来我国各项纲领性文件和重要报告中。在国际问题论文的选题与写作中，应重视对这些重要纲领性文件和报告的深入学习和领会。对这些方面内容的深入学习、领会贯通，是作者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前提，有助于作者辨析西方材料，进而避免落入某种陷阱。

　　三是要扩大学术视野，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取长补短。作者在分析与中国有关的国际问题时，应利用不同学科的方法与理论去破除西方话语陷阱。作者应根据写作主题的不同领域，尝试运用包括人类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地理学、社会学、环境学等学科中与国际关系研究跨学科互动的知识，也包括从“跨学科”到“交叉学科”、科技进步下新兴交叉学科的融合，还包括对区域国别问题的学科综合研究等。这样才能够多视角、多学科交叉，从而有助于提升文章的理论性和可靠性。

　　四是要熟知中国共产党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国际问题研究者往往对国际关系史、世界史了解得比较多，但是对新中国史、中国共产党党史掌握得不是很全面，因此要加强“四史”学习，树立正确的历史导向。这有助于作者在分析、研究相关国际问题时保持正确的价值取向。只有基于正确的历史观和准确的历史认知，作者的分析、写作及判断才能保持在正确方向上，才不会被西方的某些噪音所干扰甚至被“带跑”。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欧洲问题研究论丛编辑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