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一生以革命为己任，为推动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作出了彪炳史册的历史贡献。孙中山以丰功伟绩和高贵品质赢得了世人的景仰。孙中山是举世闻名的革命家，他的革命家形象早已深深地印入了国人的脑海中。

　　孙中山建设思想

　　渊源有自

　　对于革命与建设的关系，孙中山早年曾说：“建设是革命的唯一目的，如不存心建设，即不必破坏，更不必言革命。”革命打破旧秩序为现代化道路扫清障碍，建设则通过制度重构、发展实业等实现革命理想。革命有时还可与建设同时进行，人们没有必要将两者对立起来。毋庸讳言，孙中山既是革命者，也是建设者，他甚至被誉为“中国近代化的先驱”，而这一点常常容易被人忽略。孙中山的建设思想，渊源有自，一脉相承，内涵丰富，外延广阔，时至今日仍闪耀着跨越时代的智慧光芒，值得我们重新回味和认真审视。

　　早在1894年撰写的《上李鸿章书》中，孙中山就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论断。他认为此四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四者既得，中国“不过二十年，必能驾欧洲而上之”。任职临时大总统期间，孙中山主持颁布了一系列有关振兴实业、发展民生的政策和法令，激起全国发展实业的热潮。孙中山认为，兴办实业是其时中国救贫、救亡的当务之急。他曾说：“今共和初成，兴实业实为救贫之药剂，为当今莫要之政策”，“必先从根本下手，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四万万同胞应同心同德，力图建设，以谋富强”。

　　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孙中山任职“筹划全国铁路全权”，遍游上海、北京、江苏、湖北、广东、山西、山东、安徽、浙江等地，四处视察实业，发表系列民生讲演，以图建设大业。他甚至还发出要在十年内建成10万英里（约16万公里）铁路的豪言壮语。1919年8月，孙中山派人在上海创刊《建设》杂志，他亲任社长，总编及编辑均为革命同人，杂志发刊旨趣为“从精神上、物质上谋国家及社会之建设及革新为目的”。

　　《建国方略》是孙中山

　　建设思想的集中体现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比较系统地描绘了建设中国的宏伟蓝图，堪称其时国人对国家建设最完整、最科学、最优秀的设计，呈现出系统性、开放性、科学性、前瞻性等特征，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它由三部分组成：一曰《孙文学说》，又名心理建设；二曰《实业计划》，又名物质建设；三曰《民权初步》，又名社会建设。

　　《实业计划》原名《国际共同开发中国计划》，旨在通过大力发展实业，实现富国裕民的构想。它包括六大计划，具体内容有：建设北方大港、东方大港和南方大港三大世界级港口；修筑10万英里长的西南、西北、中央、东南、东北、高原六大铁路系统；修筑100万英里的公路网；整治长江、淮河、黄河等内河水系；大规模移民开发边疆；开采煤、铁、石油、有色金属等矿藏；发展轻重工业和现代农业，规划衣、食、住、行等各项民生实业。孙中山特别强调，“交通为实业之母”，“铁道又为交通之母”，“人类进化之主动力，在于互助”。《实业计划》既有宏观的理论阐释，也有具体的实施方案，彰显了孙中山对国情了解之深入，所做调查之周致，所做规划之合理。

　　我们还应充分认识和挖掘《孙文学说》与《民权初步》的价值。《孙文学说》是孙中山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为改变国人传统的“知易行难”思维定式和克服同志们在革命征程中的畏难情绪，孙中山反其意而用之，提出“知难行易”学说，并通过饮食、用钱、作文等例证，对之进行系统论述。《民权初步》首次引入西方议会规则，旨在训练民众有序参与政治，填补了中国传统社会缺乏公共议事程序的空白，值得深入系统探研。

　　在中国人的传统词汇中，“心理”“物质”“社会”和“建设”均为既有名词，并各有其自身含义。孙中山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将“心理”“物质”“社会”与“建设”巧妙地结合起来，提出心理建设、物质建设和社会建设三大论题，并各自赋予其新的蕴义。同时，孙中山将心理建设与物质建设、社会建设并列，视三者为一个整体，又将心理建设置于首位，物质建设次之。凡此，均有特殊考量，均为创新之举。

　　国家建设要处理好四层关系

　　注重区域协调发展。孙中山把全国划分为东西带状的北、中、南三大经济区，以三大港口为中心，让沿海地区优先发展，进而实现沿海与内陆的联动开发。他提出构建全国铁路网，尤其重视西南、西北边疆交通建设，以实现边疆与内地的均衡发展。同时，关注少数民族地区的进步等议题。

　　坚持全方位开放。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提出，要使中国在短期内赶上西方发达国家，就必须实行“开放主义”，“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他说：“我们无资本，即借外国资本；我们无人才，即用外国人才；我们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同时强调，“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这一点特别难能可贵，说明孙中山深刻认识到了主权在我的重要性。在《实业计划》结尾，孙中山指出：“盖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人类进化之两种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也。”在此，他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可以“互相为用”，共同促进世界文明。总之，孙中山希望通过对外开放，引进外资、人才和先进技术，推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这充分体现了他对国家建设的深邃思考和远见卓识。

　　做到两个文明“相待”。在孙中山的毕生著述中，多次提及“文明”一词。到了晚年，他更是创造性地提出“心性文明”这一概念。孙中山指出：“在物质文明方面，所以使人类安适繁华，而文字之用，则以助人类心性文明之发达。实际则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相待，而后能进步。中国近代物质文明不进步，因之心性文明之进步亦为之稽迟。”孙中山坚信物质文明程度越高，科学技术越发达，人类的“心性文明”水平就越高。

　　旨在为人民谋福祉。早在1905年《同盟会宣言》中，孙中山就发出“谋四万万人之福祉”的宏愿。在孙中山眼里，理想的国家是“至进步、至庄严、至富强、至安乐”，“而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也”。孙中山深知，“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因此，他强调，“建设首要在民生”，“要解决民生问题，一定要发达资本，振兴实业”，“开发资源不仅仅是为了富有，而更重要的是为了我国人民的满足和幸福”。希望人人“各尽其事，各执其业”，“全国之人，无一贫者，同享安乐之幸福”。

　　基于当时的社会现实和历史条件，孙中山的远大抱负难以施展。职此之故，他甚至常常被人讥讽为“空想家”。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孙中山建设思想的价值和意义，孙中山不愧为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经过不懈努力奋斗，孙中山当年的大部分愿景已经实现，有的项目还远远超过了预期。这是对孙中山革命事业最好的承继和发展。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