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拉开了中国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推翻了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帝制，创建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家，是中国历史上制度结构变革的重大事件。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已然成为一个“学术高原”。如何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不断丰富开放的、多元的辛亥革命史知识体系，无疑成为后续者的学术使命和担当。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的潜在空间仍然存在，只是需要更多的学术积累和视野拓宽，以及一个能够容纳多元整体的历史观。

　　革命的对手方

　　与孙中山的政治形象

　　作为革命的对手方之一的清朝统治者如何认识孙中山及革命党，是一个重要问题。尽管孙中山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伟大先驱是当下表述的共识，但他的政治形象在晚清如何演变，朝野上下如何认识和定位孙中山，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进程。

　　1895年10月孙中山在广州发动重阳起义失败。清政府于12月2日接到某官员的密奏，披露了广东有孙文、杨衢云的“乱党”谋逆事件。这应是清朝统治者第一次获知孙中山。究竟是什么人密奏？曾有学者认为是最早得知此事的文廷式，然经比对文廷式奏折的时间及内容，并不吻合。

　　若熟知清朝文书制度，通过核查《清实录》记载这份密奏的依据“折包”，即可循此线索获知该密奏实由翰林院侍讲学士、广东南海人戴鸿慈所奏。戴鸿慈如何获知、为何密奏，大约与两广总督谭钟麟和广东名绅刘学询的政治斗争有关。

　　就孙中山刚登上历史舞台的影响力而言，他无疑是清朝政局中的配角，成为国内政争的一个因素。在经历1896年伦敦蒙难事件之后，英国汉学家翟理斯最早认识到孙中山的历史地位，约请孙中山撰写自传，收入他正在编写的一部中国名人辞典。1898年，这部中文定名为《古今姓氏族谱》的辞典出版，其中第1824条收录“孙文”，与孙武、孙权等历史名人并列，可谓是第一次将孙中山写入中国历史。

　　在既往晚清史的叙述中，戊戌年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推动变法维新的重要年份，似乎与孙中山的革命行动没有事实联系。然而，如果从孙中山的各类传记产生及流播影响的视角来看，无论是1897年的《伦敦被难记》使他声闻于国际，还是翟理斯的《古今姓氏族谱》令他名垂国史，以及《国闻报》上的《中山樵传》所牵扯的国内政治纷争，都反映出戊戌年前后同样是孙中山政治形象变化的关键时期。这也是朝野上下开始称呼孙中山为“革命党”的重要节点。1907年，法国驻华公使已经注意到，“中国政府终究是用他的名字（孙中山）来指称那股威胁它的力量的”。

　　革命的制度构建与接受史

　　1903年，章士钊在译著《孙逸仙》时称：“孙逸仙者，近今谈革命者之初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此有耳目者所同认。”实际上，较之从事推翻清朝行动和“谈革命”两方面而言，研究者还应拓展和深化孙中山关于革命的制度构建和学理发明的历史内涵。这或是孙中山对中国革命更为影响深远的层面。

　　1904年，上海《大陆报》披露了孙中山关于中国革命的程序与制度规划，即军法、约法、地方自治法（后完善为“宪法”）的三阶段论，希望从制度结构约束中国各路反清志士，既避免出现古代王朝鼎革时的“大者王、小者侯”的前例，也要造成一种“华盛顿非必欲为民主也，其势不能不为民主”的革命形势。较之“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的倡言，制度结构的约束显然更能制衡权力、人性。

　　孙中山在革命的征程上，虽在行动方面屡受挫折，却愈挫愈奋，在构建制度发明学理、创造主义方面不断飞跃。在中国同盟会建立之后，他远赴法国会见要人。1906年，他在踏上归程的路上，便给法国陆军部驻华中国情报处详细阐述了五权分立的法理学说与制度建设，既博采欧美之长，又传承中国典制，“在我们的共和政治中复活这些优良制度，分立五权，创立各国至今所未有的政治学说，创建破天荒的政体”。这正是孙中山作为革命先行者言行逸出常格、敢为天下先的革命精神的具体表现，旨在构建中国独有的政治制度与政治学说的支撑下走一条中国自主革命之路。

　　孙中山关于革命制度、政府组织及文告等内容，集中反映在1906年秋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其中言论屡为研究者所征引。除了文本之外，研究者还应留意《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作为一种制度的话语体系在各地区、各界的流布途径、形式和阅读者的接受史，这也是细致呈现孙中山的革命学说与制度如何影响晚清政治走向的关键。

　　比如，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到12月25日返抵上海期间，孙中山在国内的政治影响不应只通过其所在时空轨迹的言行进行把握。各省民军纷纷成立同样的军政府，颁布文本相似的革命文告，以及筹备拟定《约法》等事实，呈现了一位不在革命现场的革命领袖对于辛亥革命影响的制度形态和思想形态。在各省都督府相争不下之际，他们只能抬出孙中山作为平衡各方纷争的政治旗帜。

　　清朝制度

　　因应孙中山革命活动的秩序变革

　　孙中山以“有志竟成”概括辛亥革命时期的十次起义，论述者亦多以“撼动了反动统治秩序的根基”概括辛亥革命的冲击与影响。只是在以革命为中心的叙述下，作为革命的对手方，清政府的举措与应对往往只是叙述的背景。革命对手方的虚化，固然更方便突出辛亥革命在这段历史中的主体地位，实际上也容易弱化革命活动在清政府内部产生的冲击与反响。

　　事实上，清朝统治者在因应革命行动方面也做了不少制度调整，甚至是在重大体制变革的节点上反映出革命对清朝秩序的冲击。1907年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一案，若仅就事件本身而言并不复杂，但若就其在朝野上下的影响而论，在封疆大吏人选、资政院出台、满汉关系、长江防务等方面都产生了刺激作用，可见清政府、督抚与革命党之间的政治博弈。清朝制度因应革命行动的调整，并非一种良性的互动，乃是一种被动的反应，而且各政治体之间往往充满了较多敌意，逐渐丧失了统治合法性。

　　1911年广州副都统兼署广州将军孚琦被刺和黄花岗起义两案，同样发生在清朝内阁官制迟滞的当口。其实，清政府和广东当局的反应还算迅速：在黄花岗起义前一天，军谘处便已获取到将有举事的情报；事后，不仅军谘处升格为军谘府，而且“枢府以广东革党虽已平静，惟不能长恃兵力，拟于日内秘密会议善后办法”。当时在京师活动的徐佛苏也探听到“闻阁制不日发表，枢垣谓发表后，其第一义即当召赦，此言颇确。但飘蓬之政府果能其所见召否？粤中近出两案，亦是造因之一法”。只是最后出台的内阁官制使朝野大失所望，令广大官民与清政府更加离心离德，最终放弃了以清朝作为构建立宪政府的政治主体。

　　在黄花岗起义后，中外舆论对清政府、革命党及革命活动的态度转向，为此后武昌起义的新时局定下了舆论基调。1911年5月，即有时论指出，若清政府不能因应革命风潮而实行立宪，挽救时局，则革命党“现在不过于粤东一隅之地小起变乱，将来倘于各省埋伏殆遍，则一地告急，各方响应，将如之何而善其后哉”？此语或许不过是激愤之言，却不料一语成谶，仅仅在5个月之后，一切果真应验了。

　　（作者系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