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资本主义开辟世界历史以来，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华文明终于迎来了从“东风西渐”到“文明互鉴”的历史性转折。在此历史情势中，中华文明的自我理解，特别是中华民族“哲学自我”的当代建构，就成为尤为迫切的时代课题。吴晓明的《论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以下简称《差别》）极其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时代课题，并对此做出极为深刻的理论解答。通过中西哲学根本差异的判教，吴晓明的这部作品开启了中国哲学界终结“学徒状态”、提出“自我主张”的全新可能性。

　　在笔者看来，哲学与形而上学建制的决定性剥离是吴晓明这部力作极富创造性与启发性的理论闪光点。哲学与形而上学建制的决定性剥离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这是吴晓明思想发展一以贯之、水到渠成的必然结果，更是因为这一决定性的观点具有如下三重意义：一是为中国哲学自我主张提供学理依据；二是为“第二个结合”提供哲学理据；三是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打开新的可能。

　　中国哲学的自我主张

　　随着哲学与形而上学建制的决定性剥离而来的第一个积极成果便是，中国哲学从根本意义上被把握为一种“非形而上学建制的哲学”。吴晓明化用韩愈的说法，哲学是“虚位”，而形而上学则是“定名”。占据哲学虚位的，既可以是形而上学建制，也可以是“非形而上学建制”。根据这一分判，中国只是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建制，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哲学。恰恰相反，中国不仅有哲学，而且还是一种与西方哲学并立且对西方哲学具有借鉴意义的独特形态的哲学，即“非形而上学建制的哲学”。

　　我们知道，“形而上学建制”逐渐暴露出其基本缺陷而在晚近哲学中饱受批判。形而上学建制陷入整体性危机之时，便是中国哲学出场的历史性时刻，因为中国哲学的可能性正是在于形而上学建制的不可能性。于是，中国哲学的全部价值在此得以呈现：人类可以通过不同于形而上学建制的新定向去思考哲学问题，对“真理”“实在”等问题的思考并不意味着要必然贬黜人类赖以生存的感性世界。闪耀着感性光芒的“人生日用”，不再是哲学思考的障碍，而是哲学思考的新的界面。在此意义上，中国哲学不仅获得了与西方哲学根本不同的“特殊性”而沦为一种“地方性知识”，也获得了重新叩问哲学问题的“普遍性”，因而展现出其世界历史意义。这意味着，“中国哲学”这个称谓里的“中国”所提供的不再仅是按西方哲学来剪裁的思想材料，而是一种具有原则高度的哲学路径；“中国”不再是被动的客体，而是能动的主体；“中国”也就不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个哲学概念。至此，中国哲学的自我主张得以成立并阐明。

　　“第二个结合”的哲学机理

　　随着哲学与形而上学建制的决定性剥离而来的第二个积极成果便是，这有助于人们从哲学视域出发，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内在机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结合’不是硬凑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如果说在实践层面，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性在于两者都具有“非资本主义”的历史特征；那么，在理论层面，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性在于两者都具有“非形而上学”的哲学建制。

　　如果说中国哲学是“非形而上学建制的哲学”，那么这一点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性质。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可以归结为：用实践观点终结了超感性世界的思想统治。实践观点的批判对象是传统的观念论哲学，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便是超感性世界的最终完成。马克思明确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这一观点深刻把握到了感性世界相对于超感性世界的本源意义和优先地位，彻底取消了超感性世界的“独立性外观”，最终使超感性世界回归到感性世界，并由此敞开通往“非形而上学建制的哲学”的思想通途。马克思、恩格斯曾说，“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这便是其“非形而上学建制”的形象化表达。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共同分享了“非形而上学建制的哲学”前提，那么作为二者结合产物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必然具有“非形而上学建制”的理论品格。值得注意的是，冯友兰先生正是在“道器不割”“体用不二”的意义上把握到了毛泽东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连续性。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提出了“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的命题，由此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对此，冯友兰先生予以高度评价：“从孔子到王船山，中国哲学有个基本问题，就是一般和特殊的问题。到了王船山，给了一个解决，解决的方法是‘理在事中’，毛的《矛盾论》、《实践论》讲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特殊性之中，其思想归结起来是‘一般寓于特殊之中’，这个寓字从前人不常用，而这个思想也就是‘理在事中’，所谓实事求是，就是在事上求理。”这充分表明，“非形而上学建制”正是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度契合的内在机理，也是中国传统哲学转型为现代哲学过程从未放弃的基本原则。

　　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可能路径

　　随着哲学与形而上学建制的决定性剥离而来的第三个积极成果便是，“非形而上学建制的哲学”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会通提供了新的可能，从而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推进哲学交流互鉴提供了新的平台。如果说“第二个结合”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相互契合的内在机理，那么在此要着重分析的是现当代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彼此对话的可能性空间。

　　从表面上看，《差别》的主要意图是“别异”，即判定中西哲学的根本性分野。然而，“别异”也可通向“求同”，这是因为《差别》对中西哲学的分判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性时刻才得以可能，这个历史性时刻便是西方哲学的自我批判。在《差别》中，吴晓明多次引用马克思的这段话，“资产阶级经济学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经济学是如此，哲学也不例外。形而上学建制作为西方哲学的本质性东西而得以呈现，要归因于西方哲学的自我批判。形而上学建制的终结并不是西方哲学的终结，西方哲学依旧是中国哲学的对话者。更重要的是，现当代西方哲学也在探索非形而上学的哲学可能性，这为中西方哲学对话提供了新的思想地平线。

　　更为重要的是，在探索“非形而上学建制”的共同点内部，中西方哲学仍然有着极其深刻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彰显了二者互补的必要性，也打开了对话的新空间。当尼采批判西方形而上学的超感性特征时，海德格尔却直言尼采是形而上学的最后完成。当海德格尔将形而上学危机归结为“存在的遗忘”时，列奥·施特劳斯却指认，海德格尔堕入历史主义乃至虚无主义的深渊。究其根源，他们对形而上学建制的反思依旧停留在形而上学内部打转，没有找到从超感性世界到感性世界的通路，而这正是中国哲学的价值所在。再来看中国哲学，“非形而上学建制”也潜藏着一种危险，即过分拘泥感性世界而放弃“向上一路”的追求，放弃对哲学根本问题的理性探索，由此滑向经验主义。如何避免“非形而上学”滑向“无形而上学”，这就需要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深度对话。

　　一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建树颇丰的学者，涉足中西哲学比较，然而最终却导向了“古今中西之争”的破解之路，寻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同西方哲学的深度会通。这个现象绝非偶然，而是哲学完成了同形而上学建制的决定性剥离之后的必然结果。就此而言，吴晓明这部思想力作的公开问世，也就构成了极富象征意味的“理论事件”。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长聘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