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及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与知识需求也在大幅增加。党和政府在鼓励和加强对外部世界的研究方面持续发力，包括不断加强区域国别研究的各种课题和项目，将“区域国别学”增列为“交叉学科门类”的一级学科。此外，诸多大学不仅成立了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建立区域国别学的硕博士研究生项目，而且相继专设了颇具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院”。

　　东南亚作为典型的区域国别有着自身鲜明的特色。11个现代国家形态不一且呈现出多元发展态势与前景，以东盟为代表的东南亚区域合作如火如荼，独特的“东盟方式”令人耳目一新，东南亚在很多国际场合发出共同的东盟声音，并成为推动东亚、亚太乃至全球合作的“发动机”。东南亚与中国陆海相连，历史联结悠久稳定，双边关系发展迅速。在我国大力发展“区域国别研究”和“区域国别学”的背景下，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东南亚区域国别学”，不仅是时代所需，更是从事区域国别学科建设同仁们责无旁贷的历史重任。事实上，建构中国东南亚学，以下三个视角缺一不可：西方的、本土的和中国的。

　　西方视角下的东南亚定位

　　如果站在地球之外看世界，每个地方的人群都在渐次扩大自己的交往圈，但很难有绝对平衡与均质的外扩和交融进程，更多的是相对强大的一方强力外推，侵蚀和影响相对弱小的其他地方，逐步形成一个以强势一方为主导的均质化秩序。回顾当今世界，麦哲伦环球航行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开启了西方走向全球的历史进程。在通过海洋迅速扩张的过程中，西方列强借助世界各地的土地、人力与资源迅速实现了自身的现代化，却给非西方世界带来了包括疾病、战争、奴役和殖民等一系列无法逆转的苦难和挑战。

　　东南亚地区也不例外，甚至“东南亚”的地理命名都是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军将领蒙巴顿的“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回顾这一历史，从葡萄牙人1511年攻占马六甲王国开始，到二战后美国从法国手中接过在越南的殖民统治，以及随后通过建立不同于老牌帝国殖民方式的新型军事同盟体系等，西方国家在东南亚持续发挥影响力，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和塑造了当今的东南亚国家和地区。

　　西方对东南亚的影响是全面和系统的，以西方经验作为或明或暗的参照，东南亚也成为西方学术知识的试验田。例如，通过对比东南亚地区的建国历程，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强调文化与社会建构的作用，提出民族就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美国学者詹姆斯·斯科特则通过观察东南亚地区民众如何应对现代政府的管控，提出“逃避统治的艺术”，很多学者还在此基础上提出“弱国家治理”“曼陀罗结构”“星系政体”等系列概念；澳大利亚学者安东尼·瑞德通过对亚齐、印度尼西亚和东南亚历史的长期研究，强调整体史观的重要性。上述围绕东南亚的各种理论主张，构成了我们认识东南亚和理解世界的重要理论范式。

　　谈起今天的东南亚，谁都无法忽略西方国家对东南亚的塑造以及英文语言对东南亚的界定与描述。除了其中的战略性“利用”，西方所积累的关于东南亚的大量信息和知识，是我们了解当今东南亚的重要知识基础。沿此逻辑，不只是西方，远比西方更早的来自印度的佛教文化和来自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文化，也都是我们认识当今东南亚区域国别的“他山之石”，都是我们建构中国东南亚学的重要参考。

　　东南亚的本土知识体系

　　面对强势进入的西方，东南亚并非完全的被动者。从一开始，东南亚的有识之士便有着强烈的自主意识。一方面，东南亚当政者在迎接西方强势挑战的背景下，努力探寻自己的发展道路，捍卫自己的传统与特色。还有堪称当代“全球南方”国家国际区域合作典范的“东盟方式”，更是走出了融合东西的新路径。东南亚当政者的这种努力，使得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感叹，以东南亚为代表的亚洲和非洲殖民地，在充分学习西方的基础上，结合各自的文明与传统，勇敢地调转枪头“造西方之反”。

　　另一方面，东南亚知识分子也在有意识地挖掘、保存、建构和弘扬东南亚的自主知识体系。例如，一些东南亚学者为摆脱英语叙事，运用当地语言书写关于本国历史与文化的百科全书，这便是当地学者建构本土自主知识体系意识的体现。著名学者王赓武在对东南亚地方与国民文化的反思中，赞誉东南亚融通了来自印度、中国、伊斯兰和西方的不同文明。

　　东南亚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是东南亚针对过去几百年来西方殖民和主导其现代化进程而进行的自主反思。这些反思随着冷战的落幕更加显著，“全球南方”概念的出现隐含着抵御和对抗来自“全球北方”对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主导和对“第三世界”的命名。有学者专门研究了冷战后新加坡学者对新加坡历史的反思、书写和诠释，是理解东南亚本土知识生产的生动案例。中国的东南亚学需要有“换位思考”的格局和能力，认真学习和吸收东南亚人对自己的界定和认知。

　　中国视角下的东南亚研究

　　中国的东南亚研究，一定会有中国的视角和立场。实际上，无论是与东南亚的历史互动，还是对东南亚的知识建构，中国都发挥着十分独特的作用。

　　一方面，早在西方进入东南亚之前，中国就与这片我们称之为“南海”和“南洋”的地区有着持续的往来，其中最主要的方式是贸易、文化和人员流动，这与西方的帝国扩张与殖民统治完全不同。一个鲜明的例子是在西方进入东南亚的100年之前，郑和曾率领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其中最重要的一次军事行动是打败了一个庞大的海盗集团，集团头目陈祖义是一位华人，他被抓获押解到南京处决。也就是说，中国不但没有利用陈祖义华人之便侵占东南亚，反而协助东南亚诸国歼灭了华人海盗势力。因此，不少东南亚学者称中国为东南亚地区的和平参与者。

　　另一方面，伴随着双方悠久的交往和交流，加之中国人的记史传统，中国对东南亚很早就有着持续的知识记录和积累。官方文本中对东南亚诸国风土人情都有详细描述，非官方文本《佛国记》《大唐西域记》《诸蕃志》《岛夷志略》《海国图志》等均有对东南亚区域的知识记录。1906年专门针对东南亚华侨的暨南学堂设立，1927年改组为国立暨南大学，当年就专门设立了“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系统研究南洋问题，成为近现代中国从事东南亚研究的学术重镇和人才摇篮。这些都彰显了中国对东南亚知识生产的独特贡献。

　　中国视角下的东南亚研究，绝不能重蹈“欧洲中心主义”的窠臼。从根本上讲，早期西方殖民者的东南亚研究目的多在于“为我所用”，而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定位则是延续睦邻友好和政治互信。可以预见，在加强区域国别研究和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大潮中，只要坚持吸取西方的历史教训、尊重和学习东南亚的本土知识，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站位，富有中国特色的东南亚学就一定能够发展壮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海外华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21&ZD022）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