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徽州民间文献和文书不断大规模面世，引起了国内学界广泛关注，促使徽学蔚然兴起。1983年，时任安徽师范大学校长的张海鹏成立“明清史研究室”，在国内最早组建团队开展徽商研究。经历40余年的发展，该团队先后成立了徽商研究中心、徽学研究所、徽派艺术研究院、徽州家谱研究中心、徽学研究院等，获批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重点项目，其研究成果获得多项省部级奖项，并通过人才培养、学术交流和社会服务，进一步提升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是徽学研究重镇之一。
“从积累资料做起”
徽州是典型的文献之邦，迄今遗存有“数以万计的文书、数以千计的家谱和数以百计的方志”，这是徽学研究得以开展的基本史料。
张海鹏于1983年寒假开始，带领团队成员开展徽商资料的搜集工作。“当时，我们利用四个寒暑假，遍访相关机构，广搜博采，埋首于文书与文献中，爬梳剔抉，索隐钩沉，抄录了百余万字的资料，涉猎各类书籍共230余种，为后来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世华回忆到，在历经千辛万苦搜集到资料后，《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终于在1985年顺利出版，开创了安徽师范大学徽学研究团队高度重视文献整理的传统，也掀起了徽商研究热。
“只有充分占有资料后，研究才能得出相对正确完整的结论。”王世华告诉记者，他们最初对徽商资料的调研，有收获，也留有遗憾和教训。
在徽州发现中国
“现存2000余部明清徽州家谱，为徽学研究提供了大量典型的研究资料。”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徐彬表示，徽州家谱反映了宋元以来徽州家庭结构、人口繁衍和迁徙、宗族关系，以及宗族与基层社会的关系，通过对家谱的研究可以形成对徽州基层社会更全面的认识；而家庭结构具有普遍意义，这种典型研究也有助于对中国明清时代的社会作更深入的考察。
在研究中，王世华对“徽商为什么热心公益慈善事业”感到疑惑。他经过研究提出，这是徽商“士”意识的觉醒，徽商多有“士”意识，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其后，他又撰文论述了徽商在宗族建设和徽州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徽州是中国传统教育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琳琦把徽商与徽州教育融合在一起加以研究。他提出，徽州传统教育的发展与徽州崇儒重教的文化传统有关。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刘道胜长期关注徽州方志、文书、家谱等资料的整理和区域社会史研究，近年来致力于徽州基层行政、乡村治理研究。他认为，历史时期，徽州发展颇具特色，实属理解中古以降中国历史的区域样本。
推进徽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随着时光推移，研究团队开始思考传统徽商与新徽商之间的联系，以及徽商精神的凝练和总结。
“张海鹏要求大家不能只低着头去做徽学研究，而是要把眼光放在整个学术发展脉络上。由此，我们提出了徽商与传统中国、徽州与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等议题，并自觉用‘第二个结合’的理论指导我们的科学研究。”徐彬提出，“在我们将‘第二个结合’与徽学研究结合之后，发现徽学研究又上了一个新台阶。传统徽学研究主要聚焦用文书资料解决某个问题。如今，我们还可以用这些资料挖掘徽文化与中华文明契合之处，在更广阔的领域进行创新研究”。
徐彬告诉记者，团队成员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文明的连续性、传统的价值观和日用而不觉的共同观念，在徽文化中体现得普遍而深刻。徽文化研究要在“第二个结合”的融通阐释上贡献力量。“如今，我们不仅要注重学术性传承，为徽学在传统中国解读上作贡献，而且要深入挖掘徽文化的思想精髓，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提供深厚的历史源泉，还要探索以徽文化为媒介，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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