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要深刻理解它独特的历史文化内涵，就不能不正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张力及其扬弃。只有把中国式现代化置于马克思意义上的“世界历史”语境中，我们才能看清其背后的实质和意义。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历史”所建构的特定语境，既是造成这种张力的原因，也是扬弃这种张力的条件。这正是历史本身的辩证法。

　　中国式现代化有自身的特殊历史面向，这取决于中国传统社会的路径依赖，也受制于中国社会所处的特殊“历史环境”（马克思语）。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内在张力及其扬弃，就是这种特殊性的典型表现。当然，不能说这些表现在西方各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完全不存在；但必须承认，它们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表现得格外尖锐和显豁，且具有本质的意义。具体地说，中国式现代化的张力及其扬弃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讨论。

　　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纠结

　　作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现代化也是一个社会在文化层面上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过程。对于晚清以来的中国来说，“救亡”与“启蒙”的纠结，在一定意义上是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纠结的表现。从历史的长时段看，中国革命史同中国现代化历史是无法剥离开来的。在此意义上，“启蒙”同“救亡”是历史地统一的。中国所遭遇的古今中外的矛盾，在一个历史剖面上同时呈现。如果说“古今”关系意味着时代性距离，那么“中外”关系则意味着民族性差别。历史经验证明，如何使时代性与民族性在历史的实际建构中达成互为中介的关系，避免两者相互否定，是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成功的关键。因为离开了民族性维度，就有可能陷入“全盘西化”的误区，无法给出“谁的现代化”和“为谁的现代化”问题的恰当答案。主张“全盘西化”的人，容易无视或遗忘民族性视角，片面强调并夸大时代性距离，以“新学”与“旧学”来界分西方文化同中国文化的关系，往往走向激进的反传统主义。离开了时代性维度，则有可能陷入文化保守主义立场，无法对现代文明持开放态度，而是带有强烈的排他性，从而丧失融入“世界历史”的机会。

　　受动与能动的紧张

　　中国的现代化一开始是“被现代化”，用美国学者布莱克的话说，乃是一种“防御性的现代化”。按照唯物史观的观点，“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后果，就是“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这种从属关系决定了中国在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上具有受动的一面。但是，这种“滞后”又恰恰造成了一种对实现“追赶”、对超常规发展格外强烈的渴望。例如，东方革命因历史条件的“滞后”尤其需要强调能动性的一面。毛泽东在哲学上对人的“自觉能动性”的强调，其背后的潜台词也体现了东方落后民族和国家进行革命对能动性的哲学诉求。毛泽东十分强调人的“自觉的能动性”，指出：“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受动性与能动性的关系只有通过彼此的中介才能扬弃两者的紧张和冲突。离开了受动性，就无法正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条件，特别是“世界历史”所造成的特定语境。如果把中国革命史看作中国式现代化历史的一部分，那么马克思所说的“革命需要被动因素，需要物质基础”，只能来自“世界历史”给出的特定条件的预先规定。忽视了这一点，就有可能陷入唯意志论的虚妄。晚清以来的种种激进主义的变革方案，如所谓“毕其功于一役”的诉求等，在一定意义上都或多或少地染上了这一偏执之弊。当然，如果与此相反，无视能动性的一面，则有可能陷入历史宿命论的偏颇，无法理解和接受中国式现代化对“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能动“跨越”这一事实。

　　自卑与自负的吊诡

　　这是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的文化心理层面上的纠缠。晚清以降，中华民族就有一个难以打开的“爱憎情结”。对西方文化是“因憎而爱”，对本土文化是“因爱而憎”。这一情结背后隐藏着自卑与自负的悖反。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是一个具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民族，但是，晚清以来发生的两次鸦片战争和中日甲午海战使我们严重受挫，从而打破了这种自尊，陷入了文化上的自卑。“全盘西化”论就是这种文化心理的典型表现。但“物极必反”“两极相通”，对这种文化自卑心理的强烈反弹，就会走向盲目的文化自负。如果说文化自卑意味着“无我”，亦即丧失文化主体性；那么，文化自负则意味着“唯我”，亦即陷入自我中心化的幻象。它们都不能在“世界历史”语境下与他者的文化交往中采取一种平视和对等的立场。恰当的态度应该是，在扬弃自卑与自负这两个极端的基础上走向文化自信。相对于自信来说，文化的“自负”乃“过”，文化的“自卑”乃“不及”，而“过犹不及”。只有达成“合题”，在逻辑上才是完备和健全的。

　　理性与价值的冲突

　　在一定意义上，理性与价值的冲突表征为历史与道德的背反。马克思当年对资本原始积累的评价、对资本历史作用的评价、对不列颠在东方社会的统治的评价、对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设想，都内在地存在着某种张力，这体现着理性尺度与价值尺度的分野和紧张。从理性尺度出发去评价和衡量，不管历史的演变造成怎样的道德后果，带来什么样的“波折”和“痛苦”，都不过是历史必然性的体现，构成历史进步的代价；从价值尺度出发去评价和衡量，人类历史不过是一幕“道德剧”，它既可能为人们带来福祉，也可能带来灾难，对历史人物和事件都需要加以道德的考量。对于中国式现代化来说，“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这一重要命题作为基于理性视角而得出的基本判断，不仅是中国历史经验的一个总结，也符合马克思关于“三大社会形态”的历史逻辑。但从历史上看，市场经济又带来了双重效应：一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经济人”假设及其体现的以“占有”为取向的理性逻辑，导致人对自然的否定，从而造成生态环境危机。二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上，“经济人”假设也在一定程度上消极地影响了社会的道德状况，“零和博弈”使“利己”与“损人”难以剥离开来。但是，市场经济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又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必须给予足够肯定。同时，我们也不能无视其负面后果。从马克思的历史预期看，中国作为东方社会有必要也有可能避免“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因此，作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既要充分利用市场经济的历史作用，促进生产力发展，又要发挥社会主义在伦理道德上的优越性——这体现在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双重关系中，表征为生态伦理和社会道德状况的优化——以便最大限度地避免来自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在“世界历史”的当代语境中，如何最大限度地达成理性与价值双重视野的统一，构成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亟待解决的一个紧迫任务。

　　（作者系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