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作出了重要论述和战略部署。在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方向进行了系统论述和全面指导。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进一步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全国哲学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认识到建构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性。哲学指向自身和对象世界的一般或普遍之物，是用纯粹概念进行的思维活动，被称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因此，马克思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新时代呼唤哲学的创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从中国哲学自身寻求内在动力，发挥理论引领作用。

　　在中国古代经史子集的学术体系分类中，并没有一个独立的系统与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哲学相当。1913年，参照西方的学科分类，哲学在中国的教育系统中单独立科，随之建立的中国哲学史学科也是“以西释中”的产物。近几十年来，中国哲学界对“以西释中”有诸多反思，中国哲学产生了自我辩护的需要，如格式化的偏颇、中西哲学互动的不对称、中国哲学的本土特色被淡化、“哲学在中国”还是“中国的哲学”、哲学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现代性与民族性等根本问题。这些反思指出了“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种种局限。中国哲学具有自身独特的思想脉络和传统，也有进一步展开的空间和潜力。例如对中国哲学自身特色及其与西方哲学异同的研究，又如重新认识中国哲学与传统经学、子学和史学的关系，儒释道三家异同，中国哲学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等问题。这些问题对于建构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都非常重要。

　　当前建构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面向的是现在和未来，但不代表要把过去的传统推倒，一切从头开始。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家做了不少有意义的工作，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

　　首先是近代中国哲学家的学术自主意识。近代中国哲学界的工作是在比较参证、融会贯通中创造出反映和指导时代的哲学思想。如罗素在1920—1921年间访问中国后，其思想在中国哲学界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感觉材料”“摹状词”等罗素哲学的核心术语也为当时中国哲学家冯友兰、金岳霖、张岱年等熟知，但他们却都在不同程度上扬弃了罗素的逻辑经验主义主张，基于中国的哲学传统进行了新的创造。罗素质疑传统形而上学，认为逻辑分析能够消解形而上学问题。张岱年与冯友兰继承了中国哲学特有的实在论传统，与罗素的思路产生重大分歧。冯友兰通过对维也纳学派的批判而创建了中国的形而上学。金岳霖也是既吸收又扬弃，他批判了罗素思想，并基于“道—式—能”的推演而建立起独特的关于“道”的形而上学体系，摆脱了罗素的经验论传统。这套体系在保持民族特性的同时，吸收了那个时代哲学和科学的最新成果，避免了传统形而上学因围绕本源、开端、造物主等展开无意义陈述而遭受的批评，率先冲出了反形而上学的重围。冯友兰评价金岳霖“《论道》这个体系，不仅是现代化的，而且是民族化的。关于这一点，金岳霖是自觉的”。可见，经验论的传入激发中国哲学家发展出了一种更精致的带有实在论意义的认识论，他们并没有将西方哲学奉为圭臬。

　　其次是近代中国哲学家对西方哲学的吸收、借鉴和本土化改造，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哲学的推进。贺麟投入了毕生的精力翻译、研究、传播抽象程度高、思辨性和体系性强的德国古典哲学，期望以此提升中国人的思维水平，以使我们能在本体论、形而上学、知识论、伦理学等方面进行创新。他翻译的“对立”“统一”“扬弃”“差异”等汉译哲学经典术语已成为中国现当代哲学的核心话语，促进了汉语哲学的繁荣。在中国哲学研究中，他将德国唯心论引入宋明理学，将中西有关“心”的理论有机结合起来，提出了“新儒家哲学”“逻辑之心”“自然的知行合一观”“以精神或理性为体，以古今中外的文化为用”等概念和命题。他纠正了中国传统思维重直觉的倾向，揭示直觉与理智的融合，使得对世界的认识、对本体的体悟、对至善的追求不再仅凭直觉，而是加强理性的思辨。他对“心”“理”“知”“行”等概念进行清晰界定、条分缕析，突破了理学家把这些概念与封建纲常礼教相联系的局限，把这些概念从德性修养扩展到了逻辑论和认识论，为道德与价值之“心”增加了“逻辑之心”的维度，赋予这些概念新的内涵。这是借鉴德国古典哲学对传统心学进行的一次革命性突破。他的哲学体系既保持了民族性，又更加理论化，创建了一个经过逻辑论证的、具有形而上学意味的新的“心学”体系。 

　　最后是近代中国哲学家在体系建构中对认识论和逻辑的强调。建构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要在强调实效与实践、叙述经验的基础上讲出一番道理，形成一套知识体系，以基础理论研究解决现实问题。传统哲人有着长期的哲学思考活动，但有不追求体系化的理论表达而强调实效、不注重知识体系建构而强调经验的倾向，缺少把经验讲清楚的科学理论和自觉的知识体系建构。金岳霖曾经说：“如果哲学主要与论证有关，那么逻辑就是哲学的本质。大量的见识令人神往，健全的实在感觉在今天大概比丰富的想象更有说服力。但是无论如何，严格的推理能力是必不可少的。哲学家受到批评往往不是因为他们的思想，而是因为他们发展这些思想的方式，许多哲学体系都是由于触到逻辑这块礁石而毁灭的。”在体系建构中，需要补充逻辑的、知识论的环节，提炼出清晰的概念和范畴，逐渐把这些概念和范畴通过逻辑分析论证成一个系统、严格、周密、明晰的理论。这个过程的每一步都需要严格的界定和推理。人们通过提供理由来证明知识，任何知识体系一旦在逻辑上出了问题，就不能成立。作为理论形态的知识体系，其本身就是一个完整且严格的逻辑论证应用系统。从基础概念到基本原理的扩展过程，是逻辑的推演和推理过程，而理论体系的建构，则是一个符合逻辑规则与规律的论证过程。从这个意义来讲，逻辑是建构知识体系的基础。中外知识体系的历史发展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如今，建构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应当在前辈留下的宝贵经验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贯彻“两个结合”，融合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贯彻“两个结合”要注重生产力、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思想环境等对哲学发展的影响，深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我们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丰富智慧、学术积淀与研究理路，注重传统概念的现代转化和创新发展，形成具有传统底蕴的原创性概念。从我国实际出发，吸收借鉴国外知识体系并进行本土化改造，着眼于解决中国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展现时代发展状况及其内在逻辑，体现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对实践进行理论总结，并为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创新基于我们对未来的想象。世界在塑造着未来的中国，中国同样在塑造着未来的世界。哲学影响力的关键在于对世界的塑造能力。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应当在彰显中国哲学主体性的同时，保持与其他哲学的对话和交流，融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参与到国际学术共同体中，参与哲学的当代建构。我们应从哲学史转向哲学，从围绕经典转向围绕问题，加强知识论论证，拓宽全球视野，用新的话语体系阐释中国传统思想，归纳其重要特色，将中国哲学发展成具有现代性的知识体系，以影响和指导现代人的生活，塑造未来的中国和世界。

　　（作者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