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为中国各学科领域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作为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的关键一环，承载着重大使命。中国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恰似一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以儒家文化为主干，多元文化为养分，深厚的历史根源为坚实基石。在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的结合，发挥着极为关键的推动和建设性作用，二者相辅相成，为这一体系的建构注入了强大动力。深入探究它们的价值，能让我们建构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逻辑更加自洽，也更具说服力。

　　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奠定科学理论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指出“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历史，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石。唯物史观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发展。这一科学理论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和方法，让我们能更深刻地剖析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

　　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来看，在研究中国历史时，我们能依据不同历史时期的物质生产、经济活动、社会结构等实际状况，理解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文化形态和价值取向。例如，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铁农具和牛耕的推广，生产力显著提高，井田制瓦解，封建生产关系逐步确立。这种社会存在的巨大变革，直接推动了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儒家、道家、法家等众多思想流派纷纷涌现，各抒己见，对当时及后世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借助唯物史观，我们能清晰地认识到思想文化发展背后的经济和社会根源，避免单纯从思想层面孤立地解读历史现象。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一原理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历史上诸多重大变革。以秦朝为例，商鞅变法通过废除井田制、奖励耕织等措施，推动了秦国生产力的发展，确立了土地私有制，使秦国的经济基础发生改变，进而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中央集权制度，实现了社会结构与制度的转型。从宏观的历史进程看，正是这种矛盾运动的不断推动，使得中国社会经历了几千年文明的发展与演进，直到近现代社会的形成。运用唯物史观进行分析，能让我们把握历史发展的主线，准确认识历史演进的必然趋势。

　　同时，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为中国历史学研究开辟了新方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进程中，唯物史观被广泛应用于研究中国社会的性质、革命的对象和动力等问题。学者们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古代社会进行分期研究，形成了不同的学术观点，深化了对中国历史发展阶段和特点的认识。在新时代，唯物史观依然是我们剖析现实社会问题、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展望未来发展方向的有力武器，指导我们从历史长河中探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脉络。

　　以中国史学优良传统传承智慧凝聚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重视继承中国历史学优良传统，他说“修史立典，存史启智，以文化人，这是中华民族延续几千年的一个传统”，指出新时代的中国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要继承优良传统，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国优良的史学传统是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宝贵财富，其中，儒学铺染了传统历史学家的生命底色，儒学的价值观深刻影响着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走向，儒家文化重视历史的借鉴作用，与“以史为鉴”的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紧密呼应。这与西方史学形成明显区别，成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特色之一。

　　儒家倡导的“仁、义、礼、智、信”等价值观，深深融入传统历史学家的血液中。许多历史学家秉持儒家的道德准则，在记录历史时，不仅注重史实的准确性，更注重从道德层面评判历史人物和事件。他们以儒家的 “春秋笔法”，在字里行间蕴含褒贬，希望通过历史书写来弘扬正义、劝诫恶行，维护社会的道德秩序。例如，司马迁撰写《史记》时，秉持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的理念，广泛收集资料，实地考察历史遗迹，对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客观记载，展现了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同时也通过对历史的叙述表达了自己对儒家价值观的坚守。

　　儒家文化尤其重视历史的借鉴作用，与中国史学“以史为鉴”的经世致用传统一脉相承。《逸周书》就说“政维今，法维古”，儒家经典中充满了对历史法则与经验教训的总结参验，如《论语》中“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强调从历史的传承与变革中汲取智慧。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旨在“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为统治者提供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这一行为深受儒家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这种传统促使历史学家关注现实社会，将历史研究与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紧密结合。在当代，历史学研究依然要服务于社会，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历史智慧。例如，通过研究中国古代的治理经验，如户籍制度、赋税制度、地方治理等方面的历史，为现代社会治理提供有益参考，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悠久的官方修史传统，也与儒家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周朝设立史官开始，历经秦汉、唐宋，直至明清，官方修史制度不断完善。儒家强调“大一统” 思想，官方修史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政权的合法性，通过系统整理和编纂历史彰显王朝的正统地位。二十四史作为中国古代官方修史的重要成果，全面记录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历程，为后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提供了丰富、权威的资料。这一传统不仅保证了历史记录的连续性和系统性，也体现了国家对历史传承和文化建设的重视。在建构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时，充分利用官方修史的丰富成果，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有助于构建全面、系统的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

　　扎实推进当代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的结合，也是“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内在要求，为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带来了诸多优势。

　　在研究方法上，唯物史观的科学分析方法与中国史学注重史料考辨、实证研究的传统相结合，能够提高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谨性。一方面，运用唯物史观的理论框架对历史现象进行宏观分析，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另一方面，通过对具体史料的细致考证，确保历史研究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例如，在研究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时，运用唯物史观分析西方列强入侵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的冲击，同时结合大量的档案、文献、回忆录等史料进行实证研究，深入探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反应和应对策略，从而更加全面、准确地展现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复杂过程。

　　在研究内容上，二者结合能拓展历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唯物史观关注社会的整体结构和发展规律，中国史学优良传统注重对具体历史事件、人物和文化现象的记载和研究。将二者结合，既能从宏观上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又能从微观层面深入了解历史的细节和多样性。比如，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史时，运用唯物史观分析文化发展与社会经济、政治的关系，同时结合中国史学对儒家经典传承、文学艺术演变、科技发明创造等方面的记载，全面展现中国古代文化的丰富内涵和发展历程。

　　从知识体系建构来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框架和价值导向，中国史学优良传统则为其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素材和研究方法。二者相互融合，有助于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这一体系不仅能够准确反映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和特点，还能体现中国历史学的独特价值和学术追求，增强中国历史学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在新时代，我们要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相结合的价值。继续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进行系统研究，同时不断弘扬中国史学的求真、致用精神，充分利用官方修史和民间史学的丰富资源。加强对二者结合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推动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不断完善和发展，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史学力量。

　　以文化为根，筑牢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石，是顺应时代发展需求、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必然选择。在中国历史文化这棵大树上，多元文化如养分滋养其成长，深厚的历史根源是稳固的保障。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的结合，则为这棵大树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相结合的优势，我们有信心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

　　（作者系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