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韬奋是我国近现代卓越的新闻出版家，他一生创办并直接主持过五刊一报一书店。其中，《生活》周刊、《大众生活》周刊与《全民抗战》三日刊的发行量都创造了同时期全国杂志销量第一的纪录。今年是邹韬奋先生诞辰130周年，缅怀与纪念之际，更应思考“韬奋精神”的当代价值。 

　　坚守政治信念 

　　邹韬奋早年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主张提升民众福祉，实现“政治之清朗与实业之复兴”。虽然当时邹韬奋并未加入任何政治组织，但他并不排斥政党。1926年12月26日，邹韬奋在《生活》周刊发表《生活问题与入党问题》，对“反对一切政党”的意见予以批驳，认为只要“的确是为利国利民，便是一个好政党”。这样的政治态度不仅使他在报刊事业中获得成功，而且也让他渐渐接近“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的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邹韬奋的政治立场发生转化，“才认识中国共产党，按着党所指的方向努力”。 

　　与此同时，在多位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与引导下，邹韬奋逐渐深化了对党组织的理解与认同，政治日趋成熟。胡愈之是党内最早发现并重视邹韬奋及其新闻出版业务的人。1932年2月，两人结识后，胡愈之对《生活》周刊的编务提出调整建议，该刊由此转向宣传抗日救亡的时代主题。1934年，胡愈之引导邹韬奋创办半月刊《世界知识》，希望通过分析评述国际新闻，帮助读者关注国际时事。随着政治信念的逐步确立，邹韬奋主编的《抗战》期刊还成为红色出版人团结各种进步力量的文化阵地。1938年7月，邹韬奋将《抗战》与《全民周刊》合并，更名为《全民抗战》。在此期间，邹韬奋在武汉向周恩来提出入党要求，周恩来认为他以党外民主人士身份在国统区开展工作更有意义。“一切行动都是在党和周恩来同志指示下进行的。” 邹韬奋去世后，中国共产党在致亲属的唁电中追认其为党员，他生前最重要的愿望得以实现。终其一生，邹韬奋政治理想的追求过程感人至深，其政治信念一经确立，就百折不回，矢志不渝。 

　　锤炼职业素养

　　邹韬奋曾清晰地阐述了对新闻出版职业的体认，他在文章中写到：“知责任的重大，便不致糊涂过日子，要时时振作，时时警觉，时时求进步。知工作的艰苦，便不致一遇困难便心灰意冷，兴趣索然。”因为职业的责任重大，工作艰辛，“我们要在事业上能有更大的贡献，都离不开职业修养”。正是基于这种认知，邹韬奋极为注重夯实报刊采编的基本功。在编校质量上，他始终坚持一丝不苟的态度，每一期刊物出版都要经过细致校对。对于他编辑的内容，不能容忍有一字一句是自己所不懂的，或者是自己觉得不称心的。 

　　结合周刊“贵精而不贵多”的特点，邹韬奋提出了“笔力”的概念，认为文章不但要内容精彩，而且还要用生动隽永的语句以及最生动最经济的笔法将其呈现出来。关于如何提升“笔力”，邹韬奋将其总结为“且学且做”的研习态度，强调勤于业务锻炼与知识更新。他认为，只有准确把握社会脉搏，才能为读者提供有价值的报刊内容。邹韬奋不仅积极研习新闻出版业务，还深入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多个领域，力求以更宽广的视野和更深厚的储备来支撑自己的办报实践。 

　　此外，邹韬奋经常在工作之余反思自己的报道方式、编辑思路，不断探索工作的突破之道与创新之策。他非常注重新闻出版的“创造的精神”。为了推行业务创新，他开始注重短小精悍的评论和“有趣味有价值”的材料。为了报刊与书店的从业者跟上事业创新发展的步伐，邹韬奋自己编撰并印发了《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这是我国新闻出版业最早以提升职业素养为目标的培训教材。在人才团队建设方面，邹韬奋为了提升员工的能力和视野，还通过定期赠送针对性与多样化的书刊，引导职员广泛涉猎并且用心揣摩。 

　　以读者为中心的理念

　　邹韬奋将报刊视为“引人向上的精神食粮”，强调出版事业要“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所创办的报刊都秉持用报刊密切联系群众、丰富读者精神世界、竭诚服务人民的基本宗旨。 

　　首先，以读者为中心的理念在其主办报刊的定位中得到清晰的体现。关于《生活》周刊的专业追求，邹韬奋在《〈生活〉周刊是谁的》一文中明确宣示：“《生活》周刊是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以社会的改进为鹄的。” 

　　其次，在文风方面，邹韬奋注重报刊文字“通俗易懂”的品质。《生活》周刊要求力避“佶屈聱牙”的贵族式文字，采用“明显畅快”的平民式表述。除文风外，邹韬奋还不断革新报刊的整体风格。他要求栏目定位更加贴近形势和现实，更富有针对性和穿透力。 

　　最后，邹韬奋以读者为中心的理念还直接体现在为读者服务的行动中。“读者信箱”一直是邹韬奋办刊的特色栏目。1926年的《生活》周刊从第2卷第1期开设“读者信箱”栏目，直到1933年12月16日《生活》周刊停办。读者来信内容广泛多元，涉及政治观念、情感生活、学习教育等议题。邹韬奋都能以足够的热情和耐心予以回复，为读者释疑解惑乃至排忧解难。当时众多报刊均设置了诸如“读者之声”等专栏，与读者展开直接交流互动，但大多在运行一年左右便停歇了，而《生活》周刊的“读者信箱”历时长达8年，这与《生活》倡导的“服务精神”密切相关。1935年创办的《大众生活》周刊，还设立了“信箱”“大众之声”等互动栏目，它们在“一二·九”运动期间成为读者交流的公共空间，在共产党领导的爱国学生运动中，发挥了新闻媒体特有的正向引导功能。 

　　奉献大众的新闻出版事业

　　邹韬奋与同时代的先进知识分子一样，怀有拯救民族危亡和振兴中华的大义。为此，他终其一生奔走呼号，竭情奉献。 

　　邹韬奋的奉献精神首先体现在他对新闻出版事业的热爱与投入。《生活》周刊创办之初，由于工作环境窘迫，仅有三张木桌，人手严重不足。在这样的环境下，邹韬奋凭借一己之力超负荷付出，勉力推动刊物正常运转。据《生活史话》介绍，邹韬奋当时为自己拟了“因公”“心水”“落霞”“孤峰”“秋月”“笑世”等十几个笔名，分别刊发各类不同文章，以济刊物必须定期出版之急。对于该刊品牌栏目“读者信箱”的运维，邹韬奋极为用心，多数情况下是力求亲自应对来信。 

　　依托报刊这一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传播平台，邹韬奋坚持从事实出发，不避风险，仗义执言，在中华民族危难时期表现出了铮铮铁骨。他主编的《生活》周刊等载体，成为反对国民党当局消极妥协政策、宣传抗日救国思想的重要阵地。1932年1月，国民党人胡宗南专程趋访《生活》周刊社，向邹韬奋施压，要求该刊的立场向国民党政府靠拢。邹韬奋不为所动，表示该刊的主张“站在中国人民大众的立场上，站在一个认识清楚中国局势而有良心的新闻记者立场上”。此后，《生活》周刊先是被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禁止邮递，后又被其他一些省禁止发行。邹韬奋面对威逼与打压毫不气馁，创办了可以出版书刊的生活书店。自此，在一种期刊被迫停办以后，便可以迅速组建另一种媒体，他主持的五刊一报大多是在这种情境下更迭的。邹韬奋为自己钟爱的事业而竭情奉献的一生，不仅体现了非凡的热情与胆气，而且彰显了高超的识见与智慧。 

　　在新时代背景下，新闻出版的环境与条件、技术与业态都已经发生更新迭代。不过，新闻出版工作者所必备的政治信念、专业素养、工作导向、职业态度等，依然是决定事业发展性质与质量的重要因素。 

　　（作者系南昌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副主席、教授；南昌大学媒体融合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