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这里，认识论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哲学问题。社会化大生产带来的一系列变革使马克思不得不重新审视哲学的构成方式。如果我们以形而上学为标准去寻找马克思的认识论，并不会找到准确答案。综合历史唯物主义相关思想可以发现，马克思的认识论建设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载体，通过意识形态分析展开，而且对辩证法的应用一以贯之。其目的是正确解读工业社会，并揭示社会化大生产背后的意识活动规律。

　　工业社会依然需要

　　哲学认识论

　　对“不可见”世界的探索是哲学专有的问题域。在前工业社会，“不可见”问题被设定为形之上的实体；在工业社会，“不可见”问题则隐藏于社会关系当中。历史唯物主义之“唯物”表明，“不可见”并不“神秘”，它只是超出了理性的认识范式。社会化大生产铸造了社会交往关系的普遍性。对于理性而言，它的确不可见。恩格斯将其总结为历史合力，而生产力是其根本。

　　运用形而上学的方法考察生产力，势必出现“技术决定论”“经济决定论”“历史决定论”等假象，即在历史之上安插一个先天法则。但通过辩证法考察生产力就会发现，历史合力蕴藏着自反性。一是作为历史发展本身的交往合力——生产力，二是由特定的社会分工所铸成的交往合力——生产关系。历史合力不仅在“关系”中生成，更要靠“关系”来表现。“生成”与“表现”的矛盾成为历史发展的原动力，并不需要任何先天演绎来证明。

　　据此，工业社会的认识论呈现出四维特征，即主体、客体、历史时间与社会空间。生产力是历史时间的物质载体，社会空间的铸造则基于特定的生产关系。形而上学只能处理主客体“二维”问题。运用形而上学去诠释工业社会无异于用低维度思维回应高维度现实，自然不会得到正确答案。

　　“实践”走出了

　　形而上学实体观

　　通过批判以费尔巴哈、施蒂纳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马克思运用实践初步完成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本质上，实践是一种缔造主客体关系的力量，意识对“本体”的探索被牢牢限定在具体关系之中，先天问题不过是思辨幻象。同时，作为一种生成性力量，新问题、新对象在实践中生成，超出了既有主体的认识范式，唯有扬弃主体才能与之对应。据此，认识的客观时间维度得以表现。

　　黑格尔的辩证法至多涉及内意识时间。在客观精神面前，时间不过是假象，意识自我扬弃的过程是向永恒精神的复归，辩证法是为形而上学实体观服务的。《自然辩证法》指出，只有当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充分接受辩证法的时候，实证科学才能不被“哲学的废物”干扰。工业社会的普遍性是“关系”维度的“力”的普遍性，不是理性意义上的实体普遍性。实践在完成对唯心主义批判的同时，建构了与工业社会相契合的认识论原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指出，工业是一本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摆在人类面前的心理学。市民社会是现代工业的产物，黑格尔“伦理精神”、费尔巴哈的“人的类本质”、施蒂纳的“利己主义”均是对其的误读。

　　政治经济学批判是

　　工业社会认识论的载体

　　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生产关系构筑了认识论的社会基础。对生产关系的研究既是辩证法的具体应用，也创立了以劳动为核心的新型认识论，并完成了对欧洲近代主体性认识论的革命。生产与交换构成了工业社会的基础性关系，自然与历史的客观性通过生产、交换逐步呈现。既然如此，劳动就不仅是一种生产创造性行为，它已经关涉到客观世界的显相问题，这必然会在认识活动中得到体现。

　　从劳动角度看，“存在”问题其实是个“生产”问题。能被思维列为认识对象的，必然与工业生产建立了联系。相应地，意识的主体性是由生产关系所赋予的。在前工业社会，生产关系与意识之间的联系被隐匿，认识活动只能依靠形而上学实体观来判断“真假”；但在工业社会，生产关系与意识之间的必然联系通过劳动分工显露出来，“真假”植根于当下社会的生产关系当中。生产关系是否“公正”，直接影响到认识活动是否为“真”。纯粹的思维活动必然会被打上时代的烙印，认识论的社会空间之维因此被确立。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表明，意识走出时代的束缚需以生产关系的变革为前提——运用社会的“解放”来推动思想的解放。认识论中的“真”与历史发展的“自由”是内在统一的。如果生产关系不正当，“真”就会被曲解。正因为无产阶级被排斥在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之外，所以它能真正看到历史的真相。《反杜林论》明确指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科学。

　　意识形态分析：

　　工业时代认识论的基本进路

　　工业时代的普遍交往关系促进了社会自我意识的觉醒，现实表现为意识形态。“虚假的意识形态”掩盖其与生产关系的内在关联，用普遍性美化自身。科学的意识形态观则将其视作社会存在的社会意识表象。意识形态虽具有观念的特征，却不是由理性创造的。作为经济基础的产物，意识形态确实超越了个体意识，塑造了个体意识之上的精神空间。“超越“反映了社会存在与个体思维的差异。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铸造了意识形态之间的隔阂，通过意识形态也可反观生产关系对个体意识的作用方式。

　　意识形态分析开辟了工业社会认识论的“元”与“象”维度。唯物辩证法对认识论的重要贡献之一便是从“矛盾”角度探讨真理，拒绝真理的先天同一性。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符可以证明上层建筑为“真”，但它同时必须面对生产力推动经济基础变革的客观历史趋势。《反杜林论》指出，政治经济学批判要对生产关系的变革做整体性、规律性研究，不能仅限于资本主义特定的生产交换方式。因此，基于存在论的同一性思维方式不适合意识形态分析。作为历史的观念之“象”，意识形态与“元”历史处于辩证关系当中，引发了关于“当下”与“未来”关系的思考。

　　由于生产关系与意识的关联被揭示，即便形而上学思辨依然存在，也可被还原为意识形态意义上的主体性问题。工业社会已然实现了“去宗教化”。如果工业社会依然存在先验性问题，只能说明我们的认识论依旧停留于传统的认知范式。面对被形而上学实体化的工业体系，唯一的选择是用形之上的道德重塑所谓的人本主义，这实际上在重蹈德国古典哲学的覆辙。马克思认为，正是资本的统治力扭曲了工业社会的自由创造性。资本的控制性与工业社会的普遍性并非同一事物。工业社会的问题要靠与之对应的认识论去探索、回应。质言之，工业社会不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实体性问题，既然无先验性同一，也就无所谓先验性批判。同理，过度依赖西方传统形而上学资源去诠释马克思的认识论，也会偏离其本义。

　　（作者系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