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政治学“行为主义”研究范式的兴起，基于理性的模型化统计方法被广泛应用于相关问题研究之中，实现了向定性研究与定量分析不断融合的研究路径转换。而计算政治学范式体系逐渐成熟定型，则更加侧重基于动态运行的“机制主义”视角，在方法论层面围绕将复杂的政治关系“化约”为清晰、严谨、确定的“数量关系”，通过对所收集数据的“量化”分析、判断，以达到更加清晰认知和把握政治行为主体规律的目的。因此，作为以模型、算法为工具的研究体系，计算政治学突破了传统基于“文本空间”的政治学研究视角，更加强调对于采集数据的分析和整理，通过对数据本体进行分析，挖掘背后蕴含的运行规律，从而开启了政治学研究的“量化”分析的技术化新路径。但对于这种新的学科范式体系，学界争论的焦点集中于计算政治学是否只是计算工具与传统政治学研究对象的简单结合。

　　长期以来，一些学者质疑政治学的“计算化”发展，即对现实社会现象的价值分析“可计算性”持怀疑态度。但现代政治学研究认为，政治学运行过程本身呈现出复杂的系统性特征。由于政治系统运行本身要素体系之间高度关联，基于这种复杂逻辑关系的现实存在将大大超出自然人有限的认知能力范围，因此亟须能够处理复杂系统分析的方法工具。由于传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象往往是人的社会性行为，特别是政治对象涉及社会各个方面，能否实现对现实空间及包含存在于其间数量庞大的主体及其形成的复杂关系网络进行计算化分析成为关键问题。而计算政治学通过引入模型和数学工具，实现了对政治学对象的编码和模型分析，产生出新的抽象和符号化对象空间，从而满足信息结构与外部客观世界物质结构的耦合化分析研究路径，并最终达到以数据体系和算法结构进行对象建模的目的。换言之，计算政治学就是将现实社会的系统运行模式通过逻辑信息的方式，将现实政治问题转换到数字空间层面进行处理，从而完成政治学研究从实体对象域向数据空间域的转换。可以看出，这种转换本身并非计算方法与政治问题的简单结合，而是政治学对象空间域的整体性转换。

　　从现代哲学发展角度看，“计算”已经不再是数学的专门概念，而是上升为具有普遍方法论意义的分析范畴，特别是成为信息时代和数字技术革命背景下认识事物、研究问题的一种新视角、新观念和新方法。这种“计算化”研究范式不仅对自然观、生命观、科学观和科学方法论产生重大的影响，同时也对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从历史发展看，计算政治学本身虽然是新兴学科，但研究发展历史却经历了长久的历史演进，经历了从文本形式逻辑到数字统计分析，再到数理逻辑方法应用的发展阶段，清晰展现出从形式逻辑层面的抽象概念的“文本”表征空间到基于统计学意义的行为人行为模式“数字”模型空间，再到信息技术时代基于个体信息特征“数据”实验空间的逻辑体系和脉络发展进程。在现实政治学问题研究中，最终实现了从单纯“逻辑分析”、复杂“量化分析”到宏观“系统分析”研究范式的历史性跨越。也正是依托于信息技术手段的不断发展，计算政治学研究实现了从传统政治学研究体系中逐渐独立的发展过程，经历了从线性演绎推理、非线性量化分析到系统模型构建的方法论历史进程。

　　随着大数据分析和建模技术的不断发展，基于大规模数据的抽象过程将不再完全消除实体的信息内容，而是通过抽象的过程去刻画面向虚拟特征的事物实证内容。在此过程中，政治学家的研究通过大数据技术的应用获得并掌握更为丰富的实质性对象特征，并且具备包含相关变量条件提取的基础性知识体系，从而更加有效地实现政治模型的构建与完善。因此，可以看出这种基于量化描述研究对象的方法成为数据空间特殊的观察模式和方法，即以政治学主体行为表现出的信息流和数据流为基础构建结构模型，能够有效实现分析对象从宏观整体特征到微观行为模式分析的转换，从而突破计算政治学本身只是作为计算方法引入传统政治学研究的认识局限。

　　研究问题域的体系性转向

　　20世纪末，以数字信息技术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蓬勃发展。在以芯片硬件和算法软件为技术特征的数据空间时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数字计算机技术的渗透和引导下，不断从现实性实体性特征走向代码化虚拟性。

　　作为与现代信息技术发展高度关联的学科范式，计算政治学本身的范式体系不是静态、僵化的形态架构，而是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迭代升级而不断发展演变，呈现出相对独立的发展态势。目前，根据复杂系统的微观作用机制，通过对政治学系统中元规则的选取和设定，设计算法和演化规则来模拟复杂现象成为计算政治学发展的关键领域和方向。这种自底向上的计算模型从政治学意义上理解，体现了系统化、整体化的思维方式，即实现了可以直接根据复杂系统的微观作用机制设计局部演化规则来模拟复杂现象。但作为带有交叉特征的新兴学科，计算政治学研究过程中不可避免需要数学方法的深入运用，这对于广大适应于传统形式逻辑分析范式的政治学研究学者而言，无法在短时间内适应发展的新的变化需要。同时，作为新的方法论，学者如何破解定量分析的价值有涉与价值无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明晰，对于如何深化数学方法在政治学研究中的运用有待进一步提升。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