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杰  张清俐

　　2月23日，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以下简称“一号文件”）发布。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第13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202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有哪些亮点？应该如何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将从何处发力？围绕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多位专家学者。

　　改革一直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40多年前，中国改革开放从农村发端，由此我国“三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

　　坚持改革，勇于改革，清除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因素，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为重要的经验。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罗明忠认为，一号文件提出要“以改革开放和科技创新为动力，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得益于改革红利，我国“三农”发展取得了伟大成就。面对乡村产业基础薄弱、城乡发展不均衡不协调等情况，仍然需要在改革中前行，推动实现“农村美、农业强和农民富”。

　　纵观几十年来我国“三农”发展历程，改革一直是我国“三农”发展最重要的动力机制。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唐丽霞认为，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改革，释放的制度效益，为我国的工业化创造了条件。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在稳定承包权的基础上我国又创造性地提出了“三权分置”改革，既保障了小农户的土地承包权，让小农户有了以土地为基础的财产性收入，同时又促进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壮大，提升了农业生产的现代化水平。今年的一号文件以改革为核心，通过改革来实现农业增收益、农村增活力和农民增收入，这也是我国长期以来不变的“三农”工作基调。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毛学峰认为，乡村振兴的矛盾除了来自“三农”内部，还来自“三农”问题的外部因素，需要同时着眼于城乡产业、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等方面的矛盾问题。因此，迫切需要用改革引领，系统性和全局性地把乡村振兴放到整个中国式现代化改革之中。在浙江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邓大才看来，改革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框架制度的完善，二是执行和落实的创新。郑州大学商学院教授李中建谈到，我们应以改革的态度锐意突破束缚乡村振兴和“三农”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通过党的领导，用改革来引领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激发农业农村发展的活力。

　　纵观今年的一号文件，“改革”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卫龙宝提出，当前，我国农业农村发展仍面临城乡二元结构矛盾、资源要素流动不畅、体制机制障碍等问题，需要通过系统性改革推动制度创新和要素优化配置，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制度保障和持续动力，改革无疑仍是当前工作的重点。改革既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保障粮食安全的制度保障，也是推动城乡融合、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当前，农业农村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我们既要防止“新瓶装旧酒”的形式化改革，也要警惕“单兵突进”的碎片化改革。

　　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的安全稳定供给关乎国家安全，今年的一号文件对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作出系统安排。唐丽霞认为，粮食安全与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一直是一号文件的核心关切，具有双重战略意义。从外部环境看，在百年变局加速、全球粮食供应链波动加剧的背景下，确保粮食安全是筑牢国家安全基石的压舱石，是应对危机的重要经验；从内部政策看，体现了政策体系的完善与接续发力，彰显制度优势，提升了农民种粮积极性，保障了收益，为乡村振兴战略行稳致远注入了持久动能。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今年的一号文件对粮食安全的部署，体现了全链条管控、多维度协同的系统思维，从耕地保护、科技赋能到市场调控环环相扣。”卫龙宝表示，在供给体系维度，践行大农业观、大食物观，通过海陆空立体化食物供给体系拓宽食物来源，以结构优化应对资源环境约束。在风险防控层面，构建起“产能筑基—结构优化—韧性增强”三位一体制度框架，形成抵御国际波动和极端气候的双重防线。这种覆盖耕地保护、科技赋能、利益协调、多元供给的系统性方案，不仅筑牢了14亿人的“米袋子”“菜篮子”，更为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稳定内核。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毛学峰认为，需要明晰的是，强调粮食安全是底线，而农业发展的目标是在稳守粮食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推动现代农业发展，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促进农民增收。稳守粮食安全的底线要维持口粮的绝对安全，同时，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也极其重要，我们需要努力持续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

　　邓大才注意到，今年的一号文件对保障粮食安全的强调，凸显了强化保障能力的重要性。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能力建设，包括强化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农业科技协同攻关、加强农业防灾和减灾能力等；二是制度和体系建设，包括粮食生产支持政策体系、完善农产品贸易生产协调机制、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和粮食、食物节约长效机制。

　　今年的一号文件提出“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并强调要“推进农业科技力量协同攻关”。在卫龙宝看来，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通过科学技术突破农业要素瓶颈，推动农业向高效、智能、可持续方向发展，主要通过科技创新、劳动力素质提升和农业经营体制创新三个维度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将新质生产力定位于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核心引擎，标志着农业生产从量质提升向质效革命的历史性跨越。罗明忠分析认为，这是党中央对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一项重要部署。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根本是要有颠覆性技术、强大人才支撑。

　　我国一直都非常重视科技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唐丽霞认为，当前，我国农业发展形态在组织方式、生产主体、生产方式、生产目的、市场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正适应了这些新变化。

　　受访学者也强调了“因地制宜”对于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性。唐丽霞提出，需要正视当前我国农业发展存在区域间、产业间、主体间、环节间的不平衡性和差异性。在毛学峰看来，技术研发要重视市场需求，根据各地不同资源禀赋，分区突破关键技术，分区发展不同产业模式。比如，在东部沿海地区，技术发展方向可能是节约型劳动力技术，农业新质生产力主攻方向应是智慧农业（无人农村、垂直农业）、都市农业（休闲农场）。在中部平原地区，应着重突破生物育种技术、农产品加工增值、全链条节粮减损等。在西部地区，生态型技术和特色农产品生产与深加工技术是重点。

　　如何将“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落实到未来农业发展的各要素、全过程中？卫龙宝认为，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需立足地域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一是技术路径差异化，避免“一刀切”。二是有机融合农业组织，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整合研发技术与市场资源，破解产业链瓶颈。三是政策服务配套，强化制度性供给与要素市场化配置协同。通过政策工具创新与制度集成，形成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政策合力。在邓大才看来，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主要包括新的科学技术对农业的改造和升级；新式人才注入农业产业的经营、管理和发展；以新的制度来促进技术、人才与农业产业深度融合三方面。

　　罗明忠建议，让科技创新赋能全国农业全链升级，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支持发展智慧农业，拓展技术应用场景，提升农业农村数字化、智能化水平，缩小 “数字鸿沟” 和城乡区域差距。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大科技研发力度，实施 “强种芯” 和 “强农装备” 工程，使用现代化生产工具。最关键的是，要按照一号文件要求，深化改革，营造有利于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政策环境，实现高素质劳动者与现代化生产资料有机结合，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今年的一号文件特别提出要“发展县域富民产业”，县域在推进乡村振兴与促进城乡融合的重要战略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将“发展县域富民产业”置于突出位置，标志着中国城乡融合发展进入以县域为支点的战略深化期。卫龙宝提出，站在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历史拐点，县域承载着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历史使命，正成为破解中国式现代化难题的密钥。创新县域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能够实现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的效能重组。浙江“千万工程”经验表明，县域通过统筹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在城乡间构建要素双向流动通道，其本质是以产业振兴带动县域经济能级提升，既为城市资本技术下乡搭建载体，又为农民就地城镇化提供支撑，在促进产业融合发展中培育增长动能。

　　罗明忠认为，壮大县域富民产业需通过激发县域内生增长动力与外部资源导入的共振效应，最终实现富民产业规模化、特色化与城乡经济协同发展的双重突破。发展县域富民产业既是推进城乡产业融合的切入点，也是关键点。邓大才认为，今年的一号文件表明，县域经济不仅进入到了新的阶段，而且将过去分离的县域和农村连接在一起，以县域统筹农村，以县域整合农村，以县域促进农村，同时以乡村产业和资源支撑县域经济发展。这是地方发展理念的重大创新。

　　在毛学峰看来，从实践来看，通过联农带农机制（如土地入股、订单农业），让农民能够参与到后面的环节，将农民嵌入产业链增值环节，有利于促进农民增收。通过县域产业与粮食生产协同发展，有利于筑牢粮食安全根基。通过县域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和教育医疗资源，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为人口“双向流动”提供保障。通过县域经济的壮大为基层治理提供财力支撑，同时通过数字化治理提升政策执行效率，有利于推动治理体系现代化。

　　唐丽霞表示，发展县域富民产业首先要结合县域资源、区位、产业基础等条件明确县域主导发展产业，形成优势产业带动发展，形成产业集群和延展产业链条。其次，优先保障县域产业的要素供给，包括金融、土地、财政等方面的要素保障。还要加大对人才向县域流动的引导和鼓励。最后，要拓宽市场渠道，加强对县域产业品牌、物流等方面的支持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