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太平洋与太平洋国家史研究起步晚，力量弱，成果少。同时，一些研究者以太平洋岛屿为中心，另一些研究者侧重于北太平洋，还有一些研究者专门研究澳大利亚或新西兰。如此一来，太平洋因其浩瀚几乎可以为研究者提供无穷的课题，又导致本来较弱的研究力量进一步分散，继而本来就少的研究成果中优秀作品寥若晨星。然而，乔瑜副教授的《澳大利亚殖民地时期的农业发展与环境变迁（1788—1901）》一书却是一部闪耀着创新光芒的佳作。
■《澳大利亚殖民地时期的农业发展与环境变迁（1788—1901）》，乔瑜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版
解读澳大利亚史的双重独特视角
该书是一部聚焦于澳大利亚殖民地时期农业与环境互动关系的新颖作品。书中以灌溉农业、畜牧业和小麦种植业为重点，梳理了殖民地时期澳大利亚农业发展与环境演变的整体进程，深入探讨了环境变化、环境认知、全球化进程、种族关系等多重因素之间的曲折动态关系，为理解澳大利亚历史的复杂性提供了至少两方面独特视角。
一方面，澳大利亚殖民地时期的农业发展与环境变迁是环境史的重要领域。作者强调了原住民在生态适应中的能动性以及新来者与原住民之间的互动，为重新审视殖民地时期澳大利亚的生态与社会关系提供了更加全面且平衡的理论框架。对于原住民作用的正面描述等方面，使得该书在全球环境史“南方视角”的补充与拓展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另一方面，伴随着英帝国的衰亡和澳大利亚自我身份意识的增强，澳大利亚史不再是英帝国史的附属内容，而日益成为太平洋国家史的重要分支领域。澳大利亚居民的自我形象逐渐从“在澳大利亚的英国人”变成了“澳大利亚人”。近年来，历史学家的研究方向之一就是致力于发掘澳大利亚的历史主体性。在这个过程中，农业进入了一些历史研究者的视野，因为他们认为恰恰是农业而不是工业塑造了澳大利亚的民族性格。显然，从农业角度切入澳大利亚史尤其是殖民地时期的历史讨论，使得这本著作在国内太平洋国家史研究领域创新方面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突破。
研究方法与内容特色
该书利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结合历史学、气象学和经济学等多学科视角，深入探讨了1788年至1901年间澳大利亚殖民地时期农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复杂互动。跨学科研究的优势之一在于能够大大拓展研究视野。传统的世界历史研究往往局限于历史学自身的框架，而跨学科方法能够打破这种壁垒，引入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此外，历史事件的发生和发展往往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地理、环境等。多维度的分析往往能够使研究者更全面地理解历史事件的本质和影响。从这个意义上看，该书较好地发挥了跨学科研究方法的长处。这种研究方式不仅丰富了研究内容，还使得论证更加全面和深入，为环境史和澳大利亚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范例。
该书采用了人地互动视野的叙事方式，突破了传统农业史的单一视角，将农业发展置于环境利用和改造的历史进程中，揭示了人类与自然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这一方法不仅拓宽了农业史的研究视野，还推动环境史向更广阔的社会、经济与文化领域渗透，丰富了我们对历史进程的整体理解。此外，该书引入“长19世纪”的概念，将研究时间范围从1788年延伸至1901年甚至更晚，突出了殖民地时期农业发展的完整性与延续性，深刻揭示了澳大利亚农业史在环境与社会变迁中的内在逻辑。这种长时段的历史视角为理解澳大利亚农业发展的历史脉络提供了更宏大的视野。
该书不仅探讨了畜牧业、小麦种植业和灌溉农业三大领域的发展历程，还关注了原住民及其他少数民族在农业开垦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揭示了外来物种入侵对生态系统的冲击以及淘金热时期大规模移民活动对土地利用和环境变迁的影响。这些议题交织在一起，勾勒出殖民地时期澳大利亚人与自然关系的复杂演变轨迹，同时揭示了经济、社会与生态之间的相互作用。该书对环境史中某些重要概念进行了深入探讨和补充，强调了传统研究中被忽视的原住民能动作用。这种视角的创新不仅丰富了环境史的研究内涵，也为研究太平洋国家史提供了多维和有益的思考路径。
有待提升之处
尽管该书在环境史和澳大利亚史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首先，该书在分析澳大利亚自然环境与早期入侵者的环境认知时，过于强调气候变迁的影响，而对其他自然因素（如植被、土壤和地形）的作用关注不足，存在一定的“气候决定论” 倾向。澳大利亚独特的自然环境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塑造的，气候只是其中之一。植被的多样性、土壤的肥力和质地、地形的起伏等都对入侵者的农业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澳大利亚的土壤类型丰富多样，从肥沃的黑土到贫瘠的沙土，不同的土壤类型决定了适宜种植的作物种类和农业经营方式。而该书对这些因素的探讨较少，未能充分展现澳大利亚自然环境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其次，尽管该书倡导从 “人地互动的视野” 进行研究，但在具体叙述中，更多集中于入侵者对当地环境的破坏，对环境修复的探索和实践着墨偏少，容易陷入衰败叙事。实际上，在殖民地时期，新来者和原住民都进行了一些环境修复的努力。例如，一些新来者在意识到过度放牧导致草场退化后，开始尝试改进畜牧方式，引进新的牧草品种，以恢复草场生态。原住民也通过传统的土地管理方式，如烧荒农业，来维持生态平衡。这些环境修复的实践对于理解殖民地时期的人地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但该书未能给予足够的关注。
此外，该书在一些细节处理上不够精细，影响了文本的整体连贯性与学术规范性。例如，在引用文献和数据时，部分注释不够清晰，给读者查找原始资料带来了一定困难。同时，书中个别章节的结构安排略显松散，导致部分内容之间的逻辑衔接不够紧密，影响了阅读体验。
总体而言，《澳大利亚殖民地时期的农业发展与环境变迁（1788—1901）》是一部具有较好学术价值的著作。它通过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和人地互动的叙事视角，深入探讨了澳大利亚殖民地时期农业发展与环境变迁的复杂关系，为环境史和澳大利亚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尽管该书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但并未掩盖其在学术上的贡献。未来的研究可以在该书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澳大利亚自然环境多样性的研究，深入探讨新来者和原住民在环境修复方面的丰富实践，并更加精细地处理研究中的微妙问题。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入地理解澳大利亚殖民地时期的农业发展与环境变迁，为全球环境史研究提供更具价值的 “南方视角”，也为太平洋与太平洋国家史研究提供更有启发性的创新成果。
（作者系中国亚太学会大洋洲分会理事、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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