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9—20日，2025年中国语言文字研究暨中文教学学术研讨会在郑州举行。此次会议以“中韩中国语言文学研究：交叉、融合、沟通”为主题，与会中外学者围绕汉字文明的基本理论问题、变革时代中文教育的机遇与应对策略、东亚汉籍与汉字发展研究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研讨，通过挖掘汉字的历史底蕴与现代应用，让国际社会更多地领略中华汉字的独特魅力，推动中文学术与教育的全球化发展。

　　深入挖掘阐释汉字中的文明因素

　　汉字的演变历程本身就是一部生动的文明史，“汉字文明”这一概念近年来出现在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场景中。郑州大学汉字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李运富认为，汉字文明研究要想取得更大进步，就必须对“汉字文明”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系统论述和多维度阐释，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汉字文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他呼吁构建“汉字文明学科”，主张从交叉学科视角提炼知识体系，结合语言学、历史学、美学等多领域方法，形成“有理论、有方法、有体系”的中国特色学科框架。

　　汉字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载体，早在两千多年前便传入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地，成为这些国家和地区记录历史、传播思想的主要工具，由此形成了蔚为大观的东亚汉籍。浙江财经大学东亚汉字资源研究中心主任何华珍通过对东亚汉字的异体字分析，展示了汉字文化圈内部的多样性与互动性。他聚焦于东亚汉籍中的汉字发展史，提出宋元以降的汉字简俗化趋向在日、韩、越等国呈现出“争奇斗艳”的区域特色。例如，镰仓室町之后的日本汉字、朝鲜时代的韩国汉字、汉喃古籍中的越南汉字，共同构成了汉字文化圈的多样性图谱。针对当前相关研究面临的困境，何华珍倡导建立“跨文化汉字综合检索平台”，推动《中日韩越异体字字典》编纂，以实现国际汉字研究的系统化与资源整合。

　　不同国家和地区通过历代经典传承着不同的文明。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罗家湘认为，文学经典的形成是多样性文明互鉴的结果。中国经典源于礼乐生活，西方经典通过语文学解读古代文献。当代经典重构需遵从科学、书写人民、接续历史、展望世界。

　　在国际中文教育中促进文化交流

　　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智慧的中文，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重要公共文化产品，成为促进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近年来，韩国中文教育蓬勃发展。韩国延世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金铉哲认为，韩国同属汉字文化圈，深受中华文化影响，在国际中文教育发展历程上，与西方国家发展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他强调，在中韩交流上，汉字是重要的纽带。今天应珍惜作为两国共同语言文化资源的汉字，深化文化交流。

　　在华人占比较高的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也在坚守中转型。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副教授何启才剖析了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体系的独特性。截至2024年，全马有1304所华文小学、60所独立中学，非华裔学生比例逐年上升，彰显了华文教育的本土融合能力。在全球化浪潮中，华文学校也在“本土认同”与“国际化”间寻找平衡。何启才呼吁，海外华文教育在坚守文化传承的同时，还需增强课程的国际视野。

　　教育实践的差异性不仅体现在不同国家的政策层面，也反映在个体学习策略的选择上。韩国岭南大学应用中国语翻译专业教授陈贤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了韩国大学生汉语词汇学习策略，发现“意义决策策略”（自主推测词义）和“记忆策略”（重复强化）对学习效果影响显著，而社会性策略作用有限。这一结论为教学设计提供了方向：应强化学生的自主性学习能力，而非依赖外部互动。

　　重新审视传统研究路径

　　各类古代文献受到中文研究者的关注。日本广岛大学大学院综合科学研究科教授荒见泰史重新审视了敦煌讲唱文学写本研究方法，认为敦煌文献包含定本与草稿两类性质迥异的文本，但以往研究多将其等同传世文献处理，导致对变文宗教仪式背景的忽视。例如，“变文”被直接归类为“唐代小说”，忽视了其作为仪式表演脚本的功能。荒见泰史主张，应结合表演场所、受众特征等非文字因素，重构讲唱文学的社会语境，避免“以今释古”的片面性。

　　功能日益强大的数字化技术也推动了传统文献研究的革新，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志伟提出以数字化赋能传统“文选学”研究的思路，并设计了“文选学”研究的15项构想，涵盖文献数字化保存、多版本校勘、语义网络分析等方向。例如，构建“文选学”数据库可实现文本的快速检索与关联分析，而虚拟现实技术则能还原文献的历史语境。刘志伟强调，数字化平台不仅是工具，更是学科融合的催化剂，能够突破传统研究在时空与学科边界上的限制。

　　此次会议由郑州大学文学院、汉字文明研究中心与韩国延世大学中国研究院、中国语文学研究会、中国语教育学会、中文教育研究会、中语中文学会联合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