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心理学作为心理学的重要分支，近年来在理论建构、技术应用及跨学科融合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神经科学与大脑可塑性、社会心理因素与干预策略、智慧心理学理论深化、跨学科研究方法创新等多个研究领域协同推进，促使智慧心理学研究呈现出从零星探讨发展到系统研究的态势。智慧心理学经历了哪些发展历程？如何开展智慧教育？人工智能与心理学可以在哪些方面互相助益？围绕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相关学者。

　　从“一花独秀”到“百花齐放”

　　20世纪70年代早期至1982年间，美国学者维维安·克莱顿首次采用多维标尺法研究智慧的内涵，认为智慧包含认知、情感和反思三部分，并为智慧进行了经验性定义，使“智慧”首次从一个较抽象的哲学概念变成可被客观测量的心理学概念。20世纪80年代早期，德国发展心理学家保罗·巴尔特斯提出了柏林智慧模式，培养出一支智慧心理学研究团队，正式吹响了研究智慧心理学的号角。

　　“在柏林智慧模式中，他们将智慧定义为对生活中重要但不确定的事情的良好判断和建议。”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汪凤炎介绍，智慧心理学研究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20世纪80年代早期至2004年，其特点是“一花独秀，有两片绿叶相衬托”。“一花”指的是柏林智慧模式，“两片绿叶”分别代指新皮亚杰学派和美国心理学家斯腾伯格的智慧观。新皮亚杰学派主张基于思维方式研究智慧，斯腾伯格则提出“智慧的平衡理论”。第二阶段始自阿德尔特2004年发文对柏林智慧模式提出尖锐批判，直至现在。其特点是“百花齐放”，出现了更多不同的智慧观/理论以及测量智慧的工具，降低了智慧研究的工作量和成本，大大提升了智慧研究的效率。

　　助力智慧教育提质增效

　　智慧发展需要个体从生活历程中萃取经验，积极主动探寻生命意义，并不断获得人格成长。智慧教育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汪凤炎认为，智慧教育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智慧教育是指一切以增进人的智慧为直接目的的社会活动；狭义的智慧教育是指学校中旨在帮助受教育者生成或增进智慧的活动。他表示，智慧教育既要培育个体道德品质与人格素质，又要通过多种方法拓展知识的广度、深度和新颖度，帮助个体养成良好的思维方式，掌握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策略。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张建新表示，智慧不仅体现在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中，更表现在人们的实践活动中。他认为，智慧的内涵丰富，智慧教育更应突出如下三点：一是他者观，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二是权利观，即“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坚定地维护你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三是心理观，即“即便你被证明是错误的，但我也尊重你的自尊心，以及你维护你自尊心的权利”。

　　对逆境事件进行反思，是促进个体智慧发展的关键。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陈浩彬表示，个体反思挑战性的生活经历，吸收新知识经验，并从经历中获得意义和成长能够促进智慧发展。

　　目前，智慧心理学研究在智慧教育、组织管理、心理咨询和治疗中得到了广泛运用。

　　坚持科学理性和人文道德相互融合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智慧心理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北京大学信息技术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王益文表示，人工智能通过类比研究、机器学习建模、深度学习、人工智能辅助心理咨询评估等方式，对心理学研究作出贡献，如人工智能可以辅助心理学的预测研究。心理学则可以在人脑和电脑对比、新一代人工智能、人工神经网络方面对人工智能有所贡献。王益文呼吁心理学家应更多关注人工智能心理学研究，通过一些心理学理论的分解以及与计算机专业的合作实现更大的创新研究；希望更多高校可以开展“人工智能+心理学”融合培养模式。

　　人工智能技术在心理学领域的应用也引发了一系列技术、伦理和安全隐患。汪凤炎提出，为了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可能带来的隐患，我们要确保对人工智能的迭代升级、用途和开源的监管合乎道德且高效。从素质论的角度看，智慧是德才一体的综合心理素质，其核心是将科学理性和人文道德有机结合。科学理性强调基于事实、逻辑和证据的思考方式，注重对客观规律的探索和理解。人文道德关注人的价值、尊严和情感，强调对社会和他人的责任与关怀。

　　汪凤炎表示，为了更好地开展人工智能和智慧心理学研究，应尽快开发研究智慧的成熟实验范式，揭示智慧的脑机制；积极开展智慧的应用研究。张建新提出，智慧心理学研究要坚持科学理性和人文道德相融合，走出“知行合一”和创新开放融合的道路，不断增进全人类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