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7月14日，金岳霖出生于湖南长沙的官僚家庭。1914年，金岳霖从清华学校高等科毕业。在提交给毕业《赠言》的文章《说礼》中，19岁的金岳霖认为，“儒教之陶冶我中国者，数千年矣。其能致人心而不敝，弭恶行于无形者，非神道也，礼而已也”，但“欧风东渐，厌旧喜新，夷狄诸夏，此其时矣”。为了“救末世而挽颓风”，年轻的金岳霖认为，出路在于“君子悦礼乐而敦诗书”，而他自己也“有意于斯”。

　　经过清华学校留美预科学习后，金岳霖前往美国留学。一开始，金岳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的是商业，因为缺乏兴趣，在1917年获得学士学位后到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并于一年后以论文《州长的财政权》（The Financial Powers of the Governors of the Different States）获得文学硕士学位。金岳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T. H. 格林的政治学说》（The Political Theory of Thomas Hill Green）完成于1920年，研究格林“有着神秘主义外貌的唯心论政治哲学”，认为对格林的研究“不仅可以享受到思想上的魅力，还可以分享他的社会理想主义”。论文第一章的标题是“形而上学和伦理学背景”，这足以表明，金岳霖在学术上已接触到形而上学领域，此后他也“没有离开过抽象思想”。论文最后，25岁的金岳霖提到，“逻辑有时会使人发疯，但是逻辑中存在美”。这是一句看似不经意的话，但对于理解金岳霖的学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他后来把逻辑作为自己哲学体系的出发点，而这句话也表明，他此时已意识到可能会遇到的困难。

　　1921年12月15日，金岳霖由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资助，从上海出发假道美国赴英国留学。在英国期间，金岳霖的思想有了很大转变，罗素的《数学原理》（1903）和休谟的《人性论》等著作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正是对这些著作的阅读，金岳霖脱离了政治学说史，进入了哲学。金岳霖在剑桥与摩尔（G. E. Moore）等人一起听维特根斯坦的课，他关于逻辑命题的观念深受拉姆齐（F. P. Ramsey）和维特根斯坦的影响，接受了“逻辑命题都是穷尽可能的必然命题”的观点。

　　1925年12月，金岳霖回国。他在1927年发表的论文《绪论》（Prolegomena）中，第一次概述自己未来的哲学体系时提出，“哲学主要与论证有关，而不是与这里或那里任意拼凑的一些思想有关……当论证支持一种信念的时候，哲学就开始有话要说。但是，论证包括分析和综合，其中前提和结论起着重大作用，而且如果哲学主要与论证有关，那么逻辑就是哲学的本质”。金岳霖认为，“我们的信念一旦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正像哲学思想应该的那样，那么逻辑的有效性就成为最重要的问题”。这些思想明显深受罗素的影响。

　　金岳霖回国之后的第二年，赵元任离开清华大学到中央研究院工作，受清华大学校方委托，邀请金岳霖到清华大学接任逻辑课程。金岳霖于1926年9月到清华大学担任讲师，不久即升为教授。同年，他接受学生沈有鼎、陶燠民的建议，在清华大学创建哲学系，任系主任。教了几年逻辑后，金岳霖于1931年到哈佛大学跟随谢弗学了一年现代逻辑，在哲学上比较注重分析。他在1927年就说过，“哲学不关心思想之为思想；与科学一样，哲学的兴趣在于那些获得这些思想和使这些思想相互联系的方法”，就是逻辑。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金岳霖在当时的学术界获得了“金逻辑”的雅号。

　　金岳霖的哲学体系由《逻辑》（1935）、《论道》（1940）和《知识论》组成，《知识论》虽然直到1983年才正式出版，却完成于1948年底。这些著作组成一个庞大的新实在论哲学体系，这个体系的原创性思想之丰富，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不仅罕见其匹，而且对于中国哲学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1935年，金岳霖出版《逻辑》一书，以怀特海和罗素的《数学原理》（1910—1913）为基础，第一次系统地把现代逻辑引进中国。1940年，他在《论道》中认为，每一个文化区都有自身的中坚思想，而每一个中坚思想又都有自身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似乎是道。本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态度，金岳霖在哲学立场上应用《逻辑》中所介绍的现代逻辑——即《论道》中的“式”，为道、无极、太极、几、数、理、势、情、性、体、用等名词作了理智上的了解。同时，他把对这些名词的情感转移到《论道》中相应的概念上，以求情感上的满足，建立起一个从“道是式—能”到“无极而太极是为道”的独特的形而上学体系。金岳霖这里的“能”字得之于周叔迦。同时，这个形而上学体系为解决休谟问题提供了本体论基础。在1948年底完成写作的《知识论》中，金岳霖广泛而系统地讨论了西方近代哲学以来的认识论问题，尤其是对笛卡尔以来西方的“唯主方式”进行了批评，认为知识就是“以得自所与的意念还治所与”，用意念的摹状和规律学说从正面来解决休谟提出的问题。

　　金岳霖的哲学体系是应用现代逻辑方法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克服了古代中国哲学中“逻辑和认识论意识不发达”的缺陷。但是，《逻辑》一书并没有解释“逻辑的有效性”。在1937年发表的《真实小说中的真》（Truth in True Novels）这篇论文中，他才开始谈到这个概念：“人们常说自然界厌恶真空。但人们至少简略地宣称逻辑喜爱真空。逻辑的这种空洞性，即无具体内容性，正是它的普遍有效性的源泉之一。”《真实小说中的真》照应了十七年前他在博士学位论文中就已明确表达出的观念：“如果一个人企图回避逻辑的有效性，逻辑的确会使他发疯，甚至比孙悟空一个筋斗翻了十万八千里，却发现自己还是落在心慈面善的如来佛掌心中还要疯得厉害。”直至1948年底，逻辑基础问题一直缠扰这个哲学体系，这是需要面对的问题，因为如前所述，对金岳霖来讲，“逻辑是哲学的本质”。

　　既然“为了对逻辑进行说明，我们必须预设和使用逻辑”，那么对形式逻辑进行的任何批评也当然预设和使用了形式逻辑，这是毫不奇怪的事情。金岳霖由于长期关注逻辑基础问题及其重重理论困难，这应该就是他自己所说的本着学习态度的“找错的思想”。

　　《逻辑》列入“逻辑丛刊”由三联书店在1961年重版。书的前面增加了一个前言《对旧著〈逻辑〉一书的自我批判》，这是1959年发表在《哲学研究》上的一篇文章。在文章中，金岳霖提到了“逻辑的客观基础”这个根本性问题，虽然他没有展开论述，但是他明确地谈到了《逻辑》《论道》《知识论》之间的关系以及“形式逻辑底客观基础”问题、或者说“逻辑基础问题”：“这个批判显然有一个根本缺点：我没有提出客观基础问题。现在看来我当时是不承认形式逻辑的客观基础的。这一方面的批判应该是重点之一。这个根本缺点应该克服，这一方面的批判应该补上。但是，由于篇幅的限制，只好留待将来，另找机会进行这一方面的批判……我最初写成的是大学丛书中的‘逻辑’，其次的‘论道’，最后是‘知识论’。这只是时间上的秩序而已。就当时的思想说，我是用‘论道’那样的……世界观和‘知识论’那样的……认识论来写‘逻辑’这本书的，也是用……形式逻辑来推广我的……世界观和认识论的。我对于形式逻辑底客观基础底否定是有特点的。这似乎没有大错。”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直到1959年，金岳霖对于逻辑基础问题还没有自己的回答。“这个根本缺点”被“克服”的“将来”，其实就在第二年。

　　1960年，金岳霖发表《论“所以”》，讨论“所以”的基础或者说推论的基础，因为“整个的形式逻辑问题……太大了”。这样一来，就把逻辑基础问题从整个的逻辑过渡到了推论。在《论“所以”》中，金岳霖明确提出，“‘所以’的最后根据是客观规律、客观必然性。它的直接根据是判断的断定”，而其中的判断是人的判断，“所以”是人的过渡。这个过渡是一件怪事。它是断定前提到断定结论的过渡，可是，它又是“逻辑”和历史的桥梁。它跨在两个领域上，一个是历史的事实，一个是思维的可能。这里，“跨”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应允作不同的解释。如果把它理解为“建基在……之中”，我们就可以说，金岳霖把“所以”、推论建基在历史的事实和思维的可能这二者之中，而推论是《逻辑》一书的核心概念，从而在这种意义上就把整个《逻辑》一书中介绍的逻辑建基在思维的可能和历史的事实这二者之中。

　　这就是逻辑基础问题的“金岳霖式”回答。根据这个回答，“所以”、推论接受“思维的可能”这一条件，但是“不完全为这个可能条件所支配，它是历史的条件决定的，它是在历史的条件下体现思维可能的规律的”，体现了“逻辑和历史的统一和分别”。

　　1963年，金岳霖主编的《形式逻辑》完成初稿，并最终于1979年出版，深刻影响了国内逻辑教学数十年。1984年，金岳霖去世。他在1965年完成的书稿《罗素哲学批判》，则由其弟子们以《罗素哲学》为名在1988年作为遗著出版。

　　金岳霖有一个理想贯穿他整个的学术生涯，这个理想体现出“以哲学作为一项思想上的武器，为当前国家的需要直接服务”和“以哲学作为一项专门的学问来研究，直接间接为中国在国际哲学领域内争取较高的地位”的结合。“‘哲学’和‘哲学家’这两个词的使用一直极为含混”，这是金岳霖在1927年说过的话。在直到1980年3月才正式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的英文论文《中国哲学》（Chinese Philosophy）中，金岳霖提出，“中国哲学家都是程度不同的苏格拉底式人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伦理、政治、反思和认识集哲学家于一身，在他那里知识和美德是不可分的一体。他的哲学要求他身体力行，他本人是实行他的哲学的工具。按照自己的哲学信念生活，是他的哲学的一部分。他的事业就是继续不断地把自己修养到近乎无我的纯净境界，从而与宇宙合而为一。这个修养过程显然是不能中断的，因为一中断就意味着自我抬头，失掉宇宙。因此，在认识上，他永远在探索；在意愿上，则永远在行动或者试图行动。这两方面是不能分开的，所以在他身上你可以综合起来看到那本来意义的‘哲学家’”。金岳霖自己就是这样一个哲学家，“在他那里，哲学从来不单是一个提供人们理解的观念模式，它同时是哲学家内心中的一个信条体系，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可以说就是他的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