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唐诗研究成就辉煌,其中许多成果足可垂范将来。温故有助于知新,从推进唐诗研究的角度而言,回顾20世纪唐诗研究取得的进展和成就,总结经验与不足,不仅可以为21世纪的唐诗研究提供参考和镜鉴,也对后人开拓唐诗研究的新局面大有裨益。
多个研究领域取得长足进步
20世纪唐诗研究的进展和成就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唐诗文献整理的加强。文献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文献的准确性直接关系到学术研究及其结论的科学性和可靠性,对唐诗研究而言亦是如此。20世纪唐诗研究最突出的特点是文献整理工作的逐渐加强,这一特点于70年代末以后表现得更加鲜明,其中以对《全唐诗》的辑佚最为典型。清人所编《全唐诗》是规模最大的唐代诗歌总集,但其漏收、误收、重收诗歌甚多。20世纪初,刘师培发表《读全唐诗发微》一文,提出整理《全唐诗》的设想,为后人的补辑工作开启了思路。至七八十年代,已涌现出大量成果,分别有王重民《补全唐诗》及《敦煌唐人诗集残卷》二种,合计补辑唐诗176首;孙望《全唐诗补逸》二十卷,补辑唐诗740首又87句;童养年《全唐诗续补遗》二十一卷,补辑唐诗1158首又243残句;陈尚君《全唐诗续拾》六十卷,补辑唐诗4300余首。之后,陈尚君又对前述所有唐诗辑佚成果进行系统整理,删繁订误而成《全唐诗补编》,使《全唐诗》的大规模辑佚臻于完备。《全唐诗补编》共收《全唐诗》未收诗6327首又1505残句,约为《全唐诗》作品的七分之一,涉及作者1600多人,其中新见作者900余人,接近《全唐诗》作者的三分之一。至此,存世唐诗多达55730首又3060残句,涉及作者3700余人。这还不包括1992年夏天湖南长沙唐窑出土瓷器上的几百首唐诗,其中不少唐诗也为《全唐诗》所失收。由《全唐诗》的补编过程足可窥斑见豹,看出20世纪唐诗文献整理工作取得的可喜成就和可观成果。
第二,唐诗研究视域的开拓。20世纪唐诗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进展就是研究视域的开拓,具体表现为,把唐诗置于整个唐代社会历史文化的立体网络和时代背景中进行考察,研究其与音乐、科举、宗教等文化现象的关系。这种研究模式的出现,无疑与改革开放的时代风气有关,也受到了文学研究其他领域革新的启示。较早如任半塘对唐诗与音乐关系的研究,程千帆、傅璇琮对唐代进士行卷、科举与唐诗关系的探讨,陈允吉、孙昌武对佛教与唐诗关系的考察等。由此形成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唐诗阐释系统和研究模型,并开拓出20世纪唐诗与相关学科的跨学科研究这一极富活力的领域。这种研究模式的影响一直延续到21世纪,研究视域遍及政治、地域、家族、乐舞等与唐诗相关的方方面面,涌现出大量研究成果,一时蔚为风气,成为引人瞩目的现象。这样的研究,极大提高了唐诗描述背景的清晰度,有助于加深人们对唐诗的认识。
第三,唐诗艺术品评的深化。20世纪唐诗研究的又一特点是唐诗鉴赏品评类成果大量出现。这些成果内容较为多样,有的综合介绍有唐一代诗歌,有的专论唐代一家诗歌,有的选论唐代一种诗体。这些成果的出现,一方面体现了向全民普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时学人在唐诗艺术品评方面取得的成绩。而这又都反映出学人对唐诗艺术品评的高度关注和研究的逐渐深化。
第四,唐诗研究观念的更新。20世纪最初十余年的唐诗研究基本上是旧体系的延续,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唐诗研究呈现出新的面貌。改革开放以来,唐诗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这一阶段的唐诗研究与思想文化的复苏同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尤其是20世纪最后20余年,是20世纪唐诗研究最富活力、最有成就的时段。从成果数量看,1978年至2000年共23年间的唐代文学研究成果总量高达20349项,占20世纪百年成果总量(23404项)的86.95%;从文体分布看,唐诗研究成果有15424项,其他文体研究成果累计仅3925项,唐诗研究占压倒性优势(王兆鹏《20世纪国内唐代文学研究历程的量化分析》)。这一时期的唐诗研究,不仅研究队伍空前庞大,而且无论是从论著的丰富性和研讨的活跃性看,还是从领域的开拓性和方法的多样性看,皆为此前所未见。
有待解决的短板和问题
进展和成就的取得往往与问题和不足相伴而行,就整体情形而论,20世纪唐诗研究大抵存在如下问题和不足。
首先,理论研究相对薄弱。文献整理和理论研究于唐诗研究而言是一体之两翼,并无高下之分。就唐诗研究本身来说,因其历史性和古典性的特点,理应在文献整理上多下功夫。20世纪唐诗文献整理的成果非常厚重,理论研究的成果却相对稀缺,理论研究的缺乏和研究中思想含量的缺失应该引起足够重视。
其次,个体研究格局失衡。20世纪唐诗研究的一个突出现象便是多数研究者将目光聚焦于一流作家,较少关注二三流作家,从而导致热者极热、冷者更冷的局面。据王兆鹏统计,20世纪唐代文学研究的三大焦点作家是杜甫、李白、白居易,热点作家是韩愈、柳宗元、王维、李商隐、李贺、杜牧、岑参、元稹等人(王兆鹏《20世纪海内外唐五代文学研究成果量变化的统计分析》)。而据陈尚君的最新统计,唐代共有近4000位作者(陈尚君《我认识的唐朝诗人》自序)。焦点作家与热点作家及作者总数的鲜明数字对比,清晰昭示了个体研究格局的极端不平衡。
再次,研究选题陈旧重复。这一问题是由上一问题导致的必然结果。一般而言,一流作家能引起更多研究者的关注,但因前人研究成果很多,如果并无新见,极易造成选题重复。王兆鹏曾将20世纪唐代文学研究分为五个阶段,并对每个阶段的个体作家研究做过统计,结果显示除第四阶段(1966—1977)外,其他每个阶段的十大研究焦点作家都不出杜甫、李白、白居易、韩愈、柳宗元、李商隐、王维、李贺、元稹、杜牧、刘禹锡等人,即使成果量较少的奠基期(1906—1923)都不例外(王兆鹏《20世纪海内外唐五代文学研究成果量变化的统计分析》)。深究这种状况产生的原因,一是缘于研究惰性和思维惯性,二是沿袭已有研究套路。这样的成果多了,难免造成重复雷同。
最后,乐府研究关注不够。20世纪乐府学尚未被提高到与《诗经》学、楚辞学、《文选》学等专门之学并列的高度,也没有出现现代意义上的乐府学研究这一提法,自然也就没有建立起相应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人们通常在研究过程中将乐府诗当作纯粹的文学作品看待,即使偶尔有人注意到乐府诗的音乐特性,认识也相对粗浅,甚至出现常识性错误。如对杜甫新乐府和歌行关系的认识,文学史上多把杜甫当作新乐府的开创者,且因元稹在《乐府古题序》中列举了杜甫《兵车行》《丽人行》等歌行作为新乐府“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例证,郭茂倩又将这几首歌行收入《乐府诗集》的新乐府辞中,致使后来很多诗评家将更多歌行当成了新乐府,于是造成了歌行与乐府混淆不清的局面。事实上,歌行出自乐府,但又不等同于乐府;歌行带有音乐性质,但又偏重体裁而言;有的歌行是乐府,有的歌行不是乐府。具体说来,宋代以前的歌行,凡《乐府诗集》收录者就是乐府,未收者便不是;宋代以后的歌行,凡《乐府续集》收录者就是乐府,未收者便不是。
这一标准既适用于判定杜甫的新乐府与歌行,也适用于判定其他诗人的乐府与歌行。唐代诗人创作了大量乐府诗,现存很多乐府诗都是唐诗中的精品,在唐代诗歌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研究乐府诗无疑有助于深入认识唐代诗歌史。但就20世纪唐诗研究的总体状况而言,乐府研究显然并未引起足够关注,取得的成就与唐诗研究相比去之甚远,这当然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乐府研究蕴藏着巨大的开掘空间和创新可能,值得给予充分重视。
综上所述,20世纪唐诗研究视角十分丰富,已经涉及唐诗研究的许多方面,总体看来成就与不足并存,问题与机遇同在。唐诗研究是一个高度成熟的领域,如何做到立足当下又着眼长远,在已有基础上再创新局无疑是未来唐诗研究应该考虑的问题。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