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教育无疑是具有专业内涵的，但禁不住人们从最初就将其与德育联系起来。20世纪90年代，笔者曾在直属于某校政教处的一个心理咨询室有零星实践。这至少说明，在当时人们的意识中，政教处之外的机构与心理教育更不搭界。也是从那个时期开始，心理教育日益受到学校重视，加之参与此项工作者越来越专业化，人们逐渐把它与德育进行了意识上的分离。

　　到今天，如还有人将心理教育归入德育的范围，莫说专业的心理教育工作者不会答应，恐怕非专业的大众也不能认同。朴素地讲，心理上稍有不适的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接受任何人将此不适与道德或思想等相关联。对于这样的变化，我们应给予专业性的理解，并尽可能用专业的思维处理与此相关的事情。这样做，不仅是一种智识上的高明，也可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文明。

　　接触过专业心理教育工作者的朋友，可以从与他们的交流中听到弗洛伊德、荣格、阿德勒等心理学家的名字，以及脱敏疗法、认知疗法等名词。进而再端详一下他们在具体时空中的纯粹和认真，多半会由此出发联想到一般医学的领域。由于知道一个人患了何种病症都不能简单地归因于道德、思想等，我们也就毫不纠结地会将心理教育与德育彻底分离。

　　需要说明，以上的话是特意说给心理教育工作者的，目的只有一个，即表达我不会以完全“门外汉”的立场继续讨论相关问题。基于对经验的观察并结合理性思考，笔者似乎越来越觉得心理的问题与道德、思想的问题，心理教育的问题与道德、思想教育的问题，还真不能彻底分离。不能说心理的问题就是道德、思想的问题，或者道德、思想的问题就是心理的问题，但客观上却存在某种程度的心理问题导致道德、思想问题，一定的道德、思想问题导致心理健康问题的现象。

　　为方便讨论，不妨先将道德、思想上的问题加以界定，暂时搁置理论的严谨性。仅从经验层面说，我们一般会视反社会、损他人的人在道德、思想上有问题。就反社会的人来说，即使他们中的高智商者能引经据典以确立自己在与社会对峙中的正当性角色，但若让精神分析师略微使用一下专业的方法，就能挖掘出他们几乎所有反社会表现的深层心理机制。我们这些普通人也不难透视他们心理学意义上的自负、自卑、过度防卫等底色。如果他们与损害的对象并无实际瓜葛，就很难说他们的那些言行仅仅属于心理问题。在日常生活世界，相关事例不胜枚举。

　　极端的德行障碍者往往受两个不由自主的因素影响。一是“遗传”的天赋——毕竟确有人携带着远胜他人的自私和狭隘“基因”。二是自我认知障碍——毕竟确有人在理性层面油盐不进，以致无法形成与他人正常交流的能力，只活在自己的精神幻象之中。由于能从专业的高度意识到这种由心理问题导致的道德、思想问题，人们通常情况下会放任其存在，其实质是不与他们一般见识。说到底，这些德行障碍者虽令人厌恶，却也让人同情。

　　从德行障碍者一侧来思考，他们在生活世界表现出来的，出自心理障碍的道德、思想的欠缺，又反噬了他们自己。其具体的效果是，他们的心理系统会在一种恶性循环中走向更糟糕的境地。有时候心无所念，总喜欢从环境中观察学习，这使我有机会注意到那种值得同情的人的不堪。他们的故作镇静、故作高雅并无法掩饰其飘忽的精神、内心的锈迹，微风吹过都能让他们的灵魂暴露无遗。好在从科学的意义上讲，他们自己一般并不知情。否则，每一次的社会性出场对他们来说都是一种灾难。

　　考虑到这些，笔者就不再认为心理教育和道德、思想教育是可以彻底分开的两件事情了。顺理成章的结论是，为了一切人的心理健康，教育者和精神卫生工作者要在人的道德、思想的改进上下功夫；为了一切人的道德、思想健康，教育者和精神卫生工作者则需要从心理健康入手，做一些看似无意却具有根本性价值的工作。

　　事实上，当我们提出这种建议的时候，已经具有了一种先在的认识：既不存在与心理障碍无关的道德、思想问题，也不存在与道德、思想障碍无关的心理问题。这也蕴含一个值得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等领域的人们认真对待的问题域。一般教育者，如学校的教师，需要加强心理学的知识和方法修养，以便看清一些道德、思想问题的心理学实质；心理教育工作者需要加强伦理学、教育学知识和方法的学习，以便对一些心理健康问题作合理的归因。

　　（作者系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