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基础性手段之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长期保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基本取向，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从“积极”到“更加积极”，财政政策取向的这种变化一方面是“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在财政领域的具体体现，另一方面也预示着在新的发展阶段和新的内外部环境下，财政政策将在扩内需、稳经济、促转型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从学理上讲，实施积极财政政策需要同时具备三重条件：一是生产供应能力充足；二是通货膨胀风险较低；三是政府债务存在扩张空间。只有在同时具备这些条件的情况下，积极货币政策才有可能得到落实并产生良好效果。反之，如果这些条件不完全具备，那么或者是难以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或者是虽然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但又造成了挤出私人部门消费投资、通货膨胀、债务风险、货币贬值等副作用。类似的情况在美国、欧元区以及不少发展中国家都曾出现过。相对而言，当前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我国这三方面条件较为充分，因而具备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条件。

　　首先，我国强大的工业体系和生产供应能力为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提供了生产力支撑。现阶段，我国宏观经济呈现“供给强劲、需求偏弱”的格局。在供给端，2024年前11个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长5.8%，增速处于较高水平。而在需求端，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相对乏力。在此格局下，政府扩大财政支出不仅不会对私人部门需求造成“挤出效应”，反而能发挥出一定的“挤入效应”和“乘数效应”，带动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同时，目前的供需格局也增强了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通过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带动总需求扩张，引导弱需求向强供给收敛，有助于促进实现国民经济的供需良性循环。

　　其次，当前我国一般物价低位运行，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易引发通货膨胀。宏观经济学中主要通过CPI、PPI、GDP平减指数三个指标来衡量一般物价，当前我国这三项指标走势表明一般物价处于低位运行时期。国民经济是一个循环体，一般物价低迷尤其是工业生产领域价格下行会对企业营利、居民工资收入、政府税收造成收缩效应。如果这种状况持续时间较长，还将抑制社会预期，导致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意愿减弱。在一般物价低位运行的状态下，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但不会引发通货膨胀风险，反而能够带动市场回暖，改善社会预期，提振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意愿。

　　最后，我国政府信用基础坚实，为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提供了财力保障。近年来，我国国债收益率下行是金融市场上成千上万投资者“用资金投票”的结果，充分体现了国内外投资者对我国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信用的认可。我国国民储蓄率长期处于较高水平且政府拥有大量资产，使得我国政府信用具备坚实的基础，我国完全有条件通过适度增加政府债务发行规模，为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提供财力保障。同时，现阶段我国社会资金池较为充裕，市场投资者购买国债的意愿较强，增发国债也有助于将社会闲置资金用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和提高国民福利，避免浪费。只要将债务规模保持在合理范围之内并确保资金投向科学有效，就能有效防范债务风险。

　　根据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2025年在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时，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其一，加大财政支出强度。支出强度是体现财政政策宏观调控力度的首要指标。一是提高一般公共预算财政赤字率。合理提高赤字率既是增强财政政策逆周期属性的内在需要，同时也能够向社会释放明确信号，引导和提振市场预期。二是综合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手段，显著增加“广义财政政策盘子”的总支出规模，有力支持扩大国内需求。三是加快支出进度，靠前发力，及时将财政资金转化为实物工作量和经济发展实效。

　　其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在给定财政支出强度的前提下，支出结构也是影响积极财政政策效能的重要因素。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2025年财政支出应更多向惠民生、促消费、扩投资、强基础等领域倾斜。一是以养老、医疗等领域惠民生为载体，带动扩大国内需求。二是在“两新”领域加大“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政策支持力度，拓展商品覆盖范围，并适当增加服务种类；增强“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的精准性，增加有效益的投资，带动产业数字智能化和绿色低碳化转型。三是在“两重”领域实施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加大对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的财政支持力度，为经济社会发展强基础、攒后劲。

　　其三，完善政府债务管理。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会阶段性地扩大政府债务规模，但应在不损害债务可持续性的幅度和前提下进行，这对政府债务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是落实好地方政府存量隐性债务置换工作。利用好大规模化债资金，切实缓解地方政府财政负担。二是优化完善专项债券管理办法。通过实行投向领域“负面清单”管理、扩大用作项目资本金范围、改进额度分配方法等手段，提高专项债券的资金使用效益。三是加快推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分类转型。强化城投公司与地方政府之间的风险“隔离墙”机制，杜绝增量隐性债务风险。四是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统筹国债管理与货币金融管理，适时降低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在政府债券发行期间维护金融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利率下行，防止债务利息支出占财政总收入的比例过度上升。

　　其四，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回升向好，既要靠宏观调控政策，也要靠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宏观调控政策能够在短期扩内需、稳经济，并为实施重大改革争取时间，但政策替代不了改革，只有深化改革，及时破除不合理的制度藩篱，构建适宜于新发展阶段的制度环境，才能有效推动经济中长期高质量发展。地方财政压力较大以及纵向政府间财力与事权不平衡，是当前财政体系的突出矛盾。为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统筹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增加地方自主财力”列为一项标志性改革举措任务。具体而言，一是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减少委托地方代行的中央财政事权。二是推动财力下沉，提升市县财力同事权相匹配程度。三是根据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变化研究改进增值税分享办法，从生产地原则向消费地原则过渡，更好地调动地方政府促消费、扩内需的积极性。四是培育和拓展地方税源，从制度层面弥补地方政府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大幅减少之后的财政收支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