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系统深刻揭示出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为新时代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诸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民族具有大一统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传统。“大一统”是贯穿中国历史政治格局和思想文化的一条主线。

　　《尚书·召诰》中已出现“天下”一词，表明最迟在西周初期已有“天下”的观念。周王朝实行层级分封的宗法统治巩固政权，维系一统秩序，重视宣传和强化一统观念，从而在社会中初步孕育了大一统意识。周人认为，天子作为天之“元（长）子”，代表天统治天下，拥有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天下的疆土与万民皆在天子的统治之下，即《诗经·小雅·北山》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西周天下一体的大一统式天下观，已包含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萌芽。为了强化天下一统意识，西周统治者提出了“中国”这个概念，周成王时期的何尊铭文：“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周人建都洛邑，称之为“中国”，就包含有从地理、政治、文化上统摄四方的一统意识。西周也通过分封制促进了宗周礼乐文化的传播。受封诸侯前往封国时，带去了祝宗卜史等官吏、周朝的典籍以及各种天子赏赐的礼器等。这些宗周礼乐文化在各地区的传播和认同，促进了华夏共同体的发展。中原地区华夏族不断发展壮大后，“中国”逐渐成为华夏国家、民族、文化、所居中原地区等的代称，这表明西周时期政治、文化、民族一体性认同在不断发展。同时，周文化在向华夏各地传播过程中，与当地土著文化相互融合，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齐文化、鲁文化、晋文化、楚文化、燕文化、吴越文化等地域文化。这些地域文化既融入了大量的周文化要素，又各具特色，从而形成了华夏文明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

　　至晚至东周时期，炎帝、黄帝已被诸夏尊奉为先祖。《国语·周语》记载，周灵王太子晋提到一些诸侯国“皆黄、炎之后也”。春秋战国时期，各族群人员往来、经济交流等形式的融合达到历史新高，无休止的战争、兼并也使社会精英意识到唯有统一才能促进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安定。“大一统”逐步成为社会的期盼和精英的理想。如《春秋公羊传》所言，“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又如荀子说，倘若能“一天下，财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就能建立一个太平世界。孟子则直接解释，天下将“定于一”。思想家们的主张反映了民众的共同愿望，就是建立一个统一且稳定的中央政权。

　　汉武帝即位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接受了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以儒家思想取代道家的统治地位。董仲舒在对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到汉宣帝时，王吉又提出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移风易俗的教化工作，使整个天下政令法规贯通。因此，《汉书·王吉传》有“《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这个“大一统”理念推动形成了统一的局面。

　　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将炎帝、黄帝描述为华夏和匈奴、越等民族的共同祖先。西汉褚少孙补《史记·三代世表》，称“舜、禹、契、后稷皆黄帝子孙也”。可以说，“炎黄子孙”观念，或者说炎黄祖先认同早已形成。十六国北朝时期“炎黄祖先”观念被诸多边裔民族接受，一些入主中原的边疆民族统治者，主动将自己纳入中华“正统”历史序列。《十六国春秋》《晋书》《魏书》《周书》等文献记叙十六国北朝君主自认炎黄苗裔，代表着一种深刻的文化共同体意识的形成。1995年10月，中日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在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的一处汉代墓葬中发现了一块色彩鲜艳的织锦，在织锦的彩色纹样间，有8个篆体汉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可见中原王朝与西域已有非常紧密的联系。

　　我国历史上长期存在华夷之辨、华夷一统两种观念。华夷之辨观认为华夏族是主体民族，戎、狄、蛮、夷等是非主体民族；华夷一统观强调华夏族与非华夏族皆在天子统辖的天下之内，皆认同华夏文化。自先秦开始基本形成文化认同高于血缘认同的认识后，“华夷一家”思想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各朝统治者为巩固统治，都积极推动华夷一家、认同华夏文化。如唐太宗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又如晚唐时期沙陀人内迁至代北后，很重视对汉族、汉文化的认同，改用汉姓以及籍贯汉地，如沙陀人的刘、杨、郭、瞿、张、白诸姓，都是进入中原后所得的汉姓。沙陀人还普遍与汉族人通婚，到宋代中后期便不再见有沙陀人的记载，说明此时沙陀人已完全与汉人融合在一起。元朝是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其定国号为“元”，乃“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明朝虽然以汉人为主体，但此时的汉人群体不仅包括东晋以来北方黄河流域南迁的汉人，也包括进入中原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以及被元朝认为是“汉人”的契丹、女真和留居中原的蒙古、色目人等。中华各民族深度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清代政权稳固后历任皇帝都注重民族团结。康熙强调“无分内外，视同一体”，雍正称“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乾隆说“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私”。根据各个民族地区的实际状况实行不同的管理体制，如在汉地实行行省制，在东北早期实行将军制，在蒙古实行盟旗制，在新疆实行伯克制，在西藏则采取政教合一制度等，较好地处理了民族关系。孙中山在建立中华民国后也提出要将中国建成“五族一家”“五族共和”的统一国家，他说：“今者五族一家，立于平等地位，种族不平等之问题解决，政治之不平等问题亦同时解决，永无更起纷争之事。所望者以后五大民族，同心协力，共策国家之进行，使中国进于世界第一文明大国，则我五大民族公同负荷之大责任也。”这种强调融合而非差别的民族观念，促进了各民族间的认同。

　　儒家“大一统”思想倡导的“家国天下”情怀是凝聚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重要基石。这种熔铸于血脉中的家国情怀，是贯穿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条重要脉络。如《论语》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大学》进一步引申出“修齐治平”的说法：“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汉代以后，基于这些重要思想而形成的家国同构秩序，成为历代王朝奉行的治理模式。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延伸。在中国人的精神谱系里，国家与家庭、社会与个人，是密不可分的整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历史的角度看，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而从未中断，对形成和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对形成和巩固中国多民族和合一体的大家庭，对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对激励中华儿女维护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平衡，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各民族在民族融合中形成了强大的文化认同，铸就了追求团结统一的民族精神。14亿多中国人民凝聚力这么强，就是因为我们拥有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我国人民血脉中融入了对国家统一的坚定与执着，这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源泉。

　　（作者系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