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学”（Aesthetics）概念假道日本译入中国，由此开启了现代中国美学的建构之路。而在这条漫长曲折的路上，始终伴随着对西方美学经典的译介和接受，从20世纪前期和中期对康德、席勒、黑格尔等德国古典美学著作的翻译，到新时期对尼采、萨特、海德格尔等存在主义现代美学著作的翻译，再到近年来对艾尔雅维茨、韦尔施、卡特、斯佩克特等当代美学著作的翻译，可以说，“从西方美学经典的学习，到结合中国情况对西方美学的有选择的接受，到强调中国主体性，在中国美学的自身发展过程中保持与同时代西方美学的对话关系，中国人在对西方美学的接受中经历了三大步。这是20世纪中国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侧面”。从全盘学习到选择接受再到主体对话，通过这“三步曲”我们可以看出：现代中国美学的参天大树一直扎根在中西对话与融合、接受与创造的肥沃土壤中，存在论美学正是这棵大树上结出的又一硕果，既是现代的又是中国的。

　　现代性：现代的“存在论”与“去主体性”

　　说存在论美学是“现代的”至少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指存在论美学的哲学基础是现代的“存在论”，有别于传统的“本体论”。传统本体论和现代存在论分别是对“Ontology”这门哲学分支学科的前后两种不同历史阶段和理论形态的表述，二者都是形而上学本体论，它们之间的区别正是传统哲学与现代哲学的区别：前者是以“实体”为思想硬核的本体论，这个“实体”是永恒的、绝对的、普遍的、真实的超感性实体，从柏拉图的“理念”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皆是如此；后者是以“此在”为思想硬核的本体论，追问存在之显现和存在之真理，此在之在是具体的、现实的、实践的、个体的感性实存，从马克思的实践存在论到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便是如此。从传统本体论到现代存在论，即西方哲学进程中的“存在论转向”，这意味着从超越现实世界的“实在”到回归生活世界的“实存”，从认识论的“主客二分”到存在论的“天人合一”，从本质主义到存在主义，其意义在于破除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破除现象与本体之二分，同时破除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思维模式，将哲学之思还原为“存在”，以“人就是人的世界”“人在世界之中”破除人与世界之间的对立，以实践—存在或此在—存在弥合主与客、人与世界之间的割裂，从而为人类提供合乎现代性、合乎未来的生存法则和哲学方案。

　　二是指存在论美学追求“去主体性”的美、审美和艺术的现代性。实践论美学以现代性的核心即以“主体性”为哲学基础，因而不免有人类中心主义色彩。在此论域中，美要么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要么是“和谐”或“创造”，美的本质、根源来自实践即“自然的人化”，美感就是“内在的自然的人化”，艺术就是“一个真实性的人类心理—情感本体的历史的建造”，诸如此类。而存在论美学则以“现象学存在论”为哲学基础，具有“去主体性”“去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在此论域中，“美乃是整个无限关系连同中心的无蔽状态的纯粹闪现”，审美就是自由的生存方式和超越的生存体验方式，是“天人合一的瞬间体验”，是对“天地神人”共在的“诗意栖居”的“家园之美”的领悟；艺术是“真理进入存在的突出方式”，“就是要祛除遮蔽与遗忘，重新打开通向黑夜星座之路”。与其说这是一种解构主义的后现代美学，不如说是一种建构主义的现代美学，即重新建构一种去主体性的现代性，正如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工业文明的批判，对价值和信仰危机的担忧，也正是为了重建一个本真存在的现代世界。

　　中国性：西方存在论美学的中国化

　　说存在论美学是“中国的”也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指存在论美学形成于新时期中国的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实现了西方存在论美学的中国化。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和存在论美学以一种水滴石穿的精神，参与到现代中国美学尤其是新时期中国美学的建构之中。“新时期”之新在于时代之新、思想之新、话语之新。以“形象思维”再讨论召唤感性、人性与文学性的出场，以异化论批驳反人性论，以“手稿热”推动“美学热”，从而形成了文学、哲学与美学的“人道主义”话语共振。趁着“人道主义”的东风，存在主义哲学以“人道主义”哲学的面貌在中国学界与百姓生活中得以广泛传播与接受。与此同时，蕴含存在论维度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美学接续“美学大讨论”的理论遗产与美学话题成为新时期中国美学的主导话语，也成为存在论转向的内生动力。而作为外引资源的《存在主义哲学》《存在主义美学》等欧美存在主义和日本存在主义哲学美学的译入，以及作为中坚力量的张世英、叶秀山、叶朗、张祥龙、邓晓芒等哲学家、美学家的深耕助力，使超越实践论美学、转向存在论美学成为可能。可以说，新时期中国美学的存在论转向是中西碰撞、里应外合的必然，是接受与批判并存、误读与创造共生的过程。

　　二是指存在论美学立足中国问题，力求中西融合，形成了中国式的多元理论形态。作为后发现代性国家，新时期的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同样面临着西方曾经遭遇的一系列现代性危机，人究竟如何在世界之中存在，究竟如何处理生存、生活、生态、身体、语言等问题，成为现代化进程中无可回避的“中国问题”。与哲学上的“存在论转向”相应，西方20世纪此起彼伏的“语言论转向”“生态转向”“生活转向”“身体转向”等都可谓对“存在”和存在之显现（“此在”）的追问与探索。受此双重影响，中国现代美学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建构之路：一方面，批判吸收上述西方存在论哲学和语言美学、生态美学、生活美学、身体美学等思想资源；另一方面，在此启示下，深入挖掘中国传统形态的存在论哲学美学智慧（如“天人合一”“生生”“万物一体”等）和相应的关涉语言、生活、生态、身体等美学话语，并进行创造性转化。再将两个方面进行互补融合和理论重组，最终形成了以“超越美学”“生命美学”“存在论美学”“语言论美学”“实践存在论美学”“生态存在论美学”“生活美学”“身体美学”等多元理论形态为代表的中国存在论美学，提出了“主体间性超越”“情本境界论”“返回鸿冥”“文化修辞论”“语言论实践美学”“生态整体主义”“生态人文主义”“生生美学”“实践存在论”“本体论生活美学”“身体存在论”等诸多新说，不仅实现了对实践论美学的超越与发展，促进了新时期中国美学的繁荣，更为中西文明互鉴和世界美学发展提供了一份独特的“中国方案”。

　　显而易见，在全球化语境中，作为非西方美学的中国存在论美学，已经与西方美学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与互动，在艺术美学之外，无论是生态美学、生活美学还是身体美学，中西美学都呈现并驾齐驱、齐头并进的态势，既有着共同的研究旨趣和追求，又有着各自独特的建构路径和主张，已经并将继续为世界美学提供新的方向，创造新的成果，让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系安庆师范大学美学与文艺评论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