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生存实践中反复出现的问题进行思考，对历史中的典范性进行记载并将其经典化，为未来提供参照，应该是大多数文明的策略，因此世界上各大文明都有对其影响深远的经典。西方文明将这种历史文化的生成机制塑造成古典学学科，在对古希腊罗马经典的继承、解释、重构之中，不断自我特殊化而确立起自身的主体性，构建起独特的文化形态。中国也有一个发达的经典体系，悠久广大的时空条件足以让古人不断去探索、总结生存经验，不断丰富对生存的可能性想象，由此形成了自己的古典传统。

　　我们可以大概归纳出中国古典学的两方面特质。首先，中国的古典传统与政治传统在紧密互动中保持着连续不断的发展态势，赓续政统与道统的意志，将心术与治道统合为一的自觉，驱动着文明传统不断更生、不断壮大。其次，中国古典对于整体性原理十分看重，倾向于在至大无外的生存处境中探索建立起一种关系理性，在保证多元的合理性基础上追求内在的统一，体现出重视整体的伦理学特征。如果说西方古典传统是在柏拉图主义的影响下展开的，具有重视超感的、绝对的、外在的超越者的倾向，那么中国古典学则强调从此世的内在性出发，从时间、空间的一体性出发思考生存的意义。中国古典学从时间性、空间性刻画的两种自我实现路径，可以用“前后超越”与“向外超越”进行概括。

　　前后超越

　　现代新儒家认为，西方文明的超越者是神学语境中的上帝或哲学语境中的绝对者，超越者存在于变动不居的世界之外，体现出对于感性世界的规范性。作为有限个体的人，以永恒的、外在的绝对者为追求，体现出“外在超越”的取向。他们注意到，中国哲学中有一种与外在超越不同的意识，构成了一种“内在超越”的路径。“天”被视为超越者，但“天”又是内在于人的，“天”不仅是宗教的超越性来源，又是人的道德规范性的根据，个人以践行道德的方式体验超越性、实现与天道的贯通。这种理解存在的问题至少有二。

　　第一，人虽可将外在的不得已、外在的被动性归结为“天”，人与生俱来的道德、价值本性虽源于客观所赋，但被动的不得已并不一定要推极为一种超越于此世的、外在的绝对性。“天”的客观性也可以说是一种他者性，“天”是他者之最大者，但在天人一体视野中，他者也是内在于此世的他者，人的道德应是在他者的语境中被规定的，人因受此客观性制约而发展出一种关系理性、共生智慧、价值本能。在这一意义上，道德与其说是由超越性的天所赋予，不如说是一种天生的、与生俱来的能力，道德是在历史中逐渐探索出来的集体理性、关系理性。作为一种在客观性的制约中探索出来的、以共在为目的的观念，道德未必只能根源于作为神秘的、绝对的超越者的“天”。

　　第二，执着于天道、性命贯通的角度所提示的纵向超越方向，必然带来对横向上时间的关联性的忽视，亦即对中华文化中突出的历史意识的忽视。中华文化重视以“通古今之变”的方式来“究天人之际”，强调尽心知性知天。也就是说，“天”是具有此在的时间性的，“天”并不超越于时间之上。是作为整体性的天命的运行造就了历史的变化。所以，“史之义出于天”（章学诚语），“究天人之际”要求历史主体的价值要在“天”这一最整全的语境中进行把握，这种把握是通过时间——在“通古今之变”中实现的。这一时间秩序构成了人自我超越的背景，这个背景为历史主体提供了坐标，启发历史主体把接续历史视为责任，将继往开来视为主动性实现的方向。所以，中华文化中的超越意识应该有一个重要的向度，那就是在历史中的超越，张志强将这种超越方向概括为“前后超越”。

　　中国的经学典籍原本是“先王之政典”，记录了先民维持政治共同体秩序、克服时代困难的探索历程。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六经皆史”，经典首先是对先民的历史性努力的历史化理解。同时，经典系统对政治治理中反复出现的问题进行思考，对典范性进行记载，试图揭示恒常的智慧、启发不同的时代，所以经典又以批判性传统的面貌出现，体现出反思当下处境、突破历史局限的超越精神。经典系统以实践为校准，在历史实际中不断调整义理解释的方向，经学解释构建了一个古与今相互质询的古典学场域，在历史性与未来性交错的视野中，历史主体的意识被不断塑造。

　　向外超越

　　赵汀阳认为，中国思想中不承认绝对在外的超越存在，不承认那种无论如何也“化”不进来的存在。因此，中国的宗教精神并不发达，中国思想认为没有绝对不可化解的敌人。而承认超越存在的理论后果就是宗教以及与人为敌的政治理论，个人主义、异教徒、丛林假定、民族国家的国际政治理论等陷世界于冲突和混乱的观念，都与承认绝对超越者概念有关。

　　对于“化”的重视，确实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中国的古典学体系构建的就是一个教化的系统。《周易》贲卦彖传：“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颖达说：“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圣人是通过经典来实现教化的，中国这一政治共同体是以文化共同体为纽带而构建的一个吸引力系统，以向内凝聚的方式达成一种有机协调的关系，这与通过武力向外征服、控制、占有的帝国政治根本不同。因为保持不断向内凝聚的态势，所以就能够不断化入他者，也就需要不断超越自身的特殊化、个体主义，超越特定的利益集体，不断向外超越。

　　人文的天下应该包含所有存在者，所以天下是无外的，天下只有内。在这一意义上，也就不存在向绝对的外在者的超越。天下指向的是一个无边包容、无尽承载、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的有机“大群”。至大无外的整体感在中国哲学中被表达为万物一体、民胞物与、理一分殊。中国哲学中的虚心、大心、大我、格物、公私之辨、性情之辨、变化气质等工夫修养指向的都是克服自我中心主义而向外超越。王阳明说，“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人的最高存在状态是在关联感通之中，将天下所有的差异性、他者性理解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内在性。古典传统的意义在于引导每个人尽其“一体同物之心”（王阳明语），让所有存在都能在廓然大公之中被照料。人的价值体现在能够维持人类整体像天地那样长久，个人如果“间形骸而分尔我” （王阳明语），也就难以生成一种维持大群一体永续持存的历史主动性，因此也就无法以德配天，无法在天长地久的无限之中让自己不朽。

　　从向外超越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古典学提供的文化理想就不会是划分文明边界的工具，相反，中国古典学应该成为刻画万物一体的应然原则的价值文本。中国的古典不会排斥其他文明的古典，因为中华文明真正关心的是整体性的生存境遇，关心的是如何维持大群一体的永续持存，关心的是如何借助古典中的智慧获得更好的生活，并不是借助古典中蕴含的抽象价值来划分彼此的界限、判摄文明的优劣、评价存在状态的高下。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