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宪宗时，河东节度使王锷向内廷宦官贿赂千万，以求兼平章事。某日，中书接到皇帝密旨：“王锷可兼宰相，宜即拟来”，时任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的李藩面对密旨，提笔涂去“兼相”二字，并在旁书奏：“不可。”同任宰相的权德舆大惊失色，劝其另作奏状，被李藩以事急、无暇另奏为由加以拒绝，而王锷兼相一事最终作罢。

　　这并不是李藩第一次在诏敕上涂鸦。早在元和四年（809），李藩担任给事中时，见制敕有不妥之处，“遂于黄敕后批之”。《旧唐书》称李藩“性忠荩，事无不言”，这可以给李藩的胆大妄为提供一个注脚。更为重要的是，对于皇帝诏敕的驳正，正是唐代门下省特别是给事中的分内之事。唐初，给事中只对奏抄等上行文书具有驳正权。对于制敕，则大事覆奏，小事署敕颁行。唐太宗时，因不满中书、门下两省只知顺应圣意、做一些颁行文书之类的事情，下令两省对诏敕有不稳便之处，必须执言，给事中驳正权始针对诏敕。由于唐朝皇帝曾明令“灼然秘密不合彰露者，并令封状奏”（《令奏事仍进先状诏》），给事中有时需要采用封状的方式对诏敕进行驳正，这便是人们常说的封驳。如果在封驳的时候，一并将诏敕密封送还，就是所谓封还诏书。由于密封进状，其内容有时会出人意料。唐敬宗时，于敖任给事中，与其相善的知制诰庞严被贬为信州刺史，“黜诏下，敖封还诏书”，当时人们以为于敖必为庞严诉冤，“及驳奏出，乃是论庞严贬黜太轻，中外无不大噱”（《旧唐书》）。

　　正是在这些事例的积累中，唐代给事中驳正诏敕制度逐渐发展起来，它与中书舍人封还词头合称为给、舍封驳，是唐宋之际政治权力运行的一个重要环节。遵循故事或者遵循先例，而不是仅仅依据律令等制定法，是中国古代政治法律运作的一个重要特征。当然，在遵循故事的过程中也不乏再创先例之举，就给事中驳正诏敕而言，最基本的方式还是执奏，也称论驳、驳奏，李藩批敕时属吏劝其“别连白纸”，涂诏时权德舆建议其“别作奏”，都是要其执奏的意思。对于诏书本身，至多不过是密封送还，而像李藩那样直接对诏书上下其手，确实是惊人的做法。据宋代沈括所言，古代卑者致书尊者，尊者只需在纸尾批语作答，人称“批反”，官府判词、诏书批答均属此类（《梦溪笔谈》），由此可见李藩“于黄敕后批之”是多么离谱的行为。

　　至于李藩担任门下侍郎后的涂诏事件，更是震惊同僚。不过，单就“涂诏”而言，也不能说于法无据。因为门下省负责官员审核，对于五品以上制授官员，中书舍人起草进画后，须由门下省侍中、黄门侍郎、给事中署名，才能付外施行。根据开元十九年（731）四月朝廷发布的敕书，要求中书省对“加阶入三品”的官员，其授官制敕皇帝画可后，仍需送“门下省重加详覆”，对于驳正之处“便即落下墨涂讫”，而“于甲上具注事由”（《唐会要》）。如果门下省经过审核，发现官非其人的情况，可将制敕中相应内容以墨涂讫，同时在甲历即授官甲历，而不是制敕文本上申明事由，牒回中书省。从这一点来看，李藩在涂去“兼相”二字后再书“不可”二字仍是不当之举，否则也不会让宰相权德舆大惊失色。

　　根据李藩的说法，涂诏之举洵属事急从权。自李藩创此先例，唐及以后各代，无人再敢继之。《新唐书》把“诏敕不便者，涂窜而奏还，谓之‘涂归’”，视为给事中固有职权，但能为“涂归”提供实证的，也只有李藩一例而已。所谓“涂归”职权，既不见于《唐六典》，也未见于《旧唐书》，宋李昉取唐代故事编著《唐会要》，所载开元十九年及其建中四年敕书，虽然规定臣僚可以用涂墨的方式对诏敕予以驳正，但它们只适用于门下省审核制授官员的情况，对所有制敕是否均可采用此种驳正方式，还是一个待证的问题。若以此为依据，把“涂归”当作给事中的特有职权，则有过度解释之嫌。

　　耐人寻味的是，尽管《旧唐书》称赞李藩“批制敕有夕郎之风，涂御书见宰执之器”，但宋初编辑史书，多记录李藩批敕事，而略去涂诏事，如《唐会要》及《太平御览》，宋真宗时王钦若编辑的《册府元龟》，甚至连批敕事也一并略去，这应该不是一时的疏忽。神宗时司马光所著《资治通鉴》，便借崔铉之口，称李藩涂诏事为“不谙故事者之妄传，史官之谬记”。

　　在《资治通鉴》中，王锷求相事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元和三年（808）九月，淮南节度使王锷入朝，厚赂宦官以求平章事，因翰林学士白居易执奏，求官未果。之所以司马光认定此次事发于元和三年，是依据白居易“论王锷欲除官事宜状”中所云“昨日裴均除平章事”及“五年诛求”等语。不过，裴均虽确于元和三年九月担任同平章事，但“昨日”也可以泛指过去的时间概念，未必指向确定日期。“五年诛求”之语，固然是指王锷在担任淮南节度使期间苛敛百姓，但这种批评也可能发生在王锷结束淮南节度任期数年之后，而未必申奏于其自淮南回朝之时。对照《旧唐书》，白居易谏阻宪宗“欲加河东王锷平章事”，是在其为元稹遭贬江陵府士曹参军数次进言之后，而元稹被贬江陵府士曹参军是在元和五年二月，则白居易谏阻加王锷平章事不可能发生在元和五年之前。元和五年以后王锷的职务变动包括同年十一月王锷移镇太原，担任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以及元和九年九月加同平章事，后者与王锷求兼平章事显非一事，因此可以断定，王锷贿求兼宰相事应在其担任河东节度使，即元和五年十一月以后。另外，王锷除河东节度使时，兼任太原尹、北都留守，唐宋之际，留守一职是在天子巡守或亲征的情况下，命亲王或大臣总留守事。王锷甫任北都留守，谋求兼相也不能说全是非分之想，只不过手段拙劣而已。比较而言，王锷以河东节度使、北都留守的身份，比其以淮南节度使身份首次来朝便求兼宰相，看上去更为合理。

　　《资治通鉴》中另一次出现兼相事即元和五年十一月，王锷被任命为河东节度使，因宦官收受贿赂，对王锷多有赞誉，宪宗遂命其兼平章事，因李藩、权德舆反对未果。王锷以河东节度使求兼平章事，在《旧唐书》李藩、权德舆、白居易各传均可得以验证。唯对李藩涂诏事，司马光在“考异”中借崔铉之说提出质疑。其一，既是密旨，大臣果有异议即“宜拟状中陈论”，不该以笔涂诏；其二，朝廷降白麻制书任用官员，若商量于中书门下，须“前一日进文书，然后付翰林草麻”，李藩所言“出今日，便不可止”，被崔铉斥为“尤为疏阔”，是史官曲笔以成就李藩直名（《唐会要》）。

　　然而，仅据上述两点，便将李藩涂诏事视为史官谬记，是值得商榷的。首先，李藩确实应该以朝臣通常采用的执奏方式对密旨提出异议，但以李藩的个人风格，在担任给事中时既然敢对黄敕下手，则拜相后的涂诏也算不上是更加出格的举动，更何况依据开元十九年敕书，门下省是可以用涂墨的方式对授官制敕加以驳正，而李藩所涂，不过是密旨。其次，据《容斋随笔》：“中书舍人所承受词头，自唐至本朝，皆只就省中起草付吏，逮于告命之成，皆未尝越日，故其职为难”，由此可知李藩“出今日，便不可止”的说法并非夸大其词。崔铉所说的中书门下“前一日进文书”，指的是词头形成之前的程序，李藩、权德舆收到密旨“王锷可兼宰相，宜即拟来”，显然宪宗心意已决，只将词头交宰相付官草制，并没有和中书门下商量的意思，也正因如此，李藩才用涂诏的方式予以驳正。

　　李藩涂诏之举，尽管因为惊世骇俗，一些史学家对其真实性存在疑问，但门下省给事中以执奏、封驳等方式对诏敕的驳正权是毋庸置疑的。作为唐宋时期王言之制的一部分，它们构成了对皇帝行使权力的某种制约，这是人们在考察中国传统政法体制时容易忽略的地方。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