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指出，持续推进移风易俗，弘扬良好乡风家风民风，完善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孝老爱亲等约束性规范和倡导性标准。

　　移风易俗工作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也是推动基层文化治理和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着力点。2022—2024年，东南大学和南京农业大学移风易俗调研课题组（以下简称“课题组”）受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司委托，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港澳台地区暂未列入）的103处村庄田野观测点开展了为期3年的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跟踪调查研究，深入考察我国各地推进、落实专项治理工作进展，总结村庄典型治理经验以及面临的痛点难点。

　　移风易俗治理取得初步成效

　　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农村移风易俗专项治理工作，并取得初步成效。2022年8月，农业农村部联合多部门共同发布了《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以下简称《专项治理工作方案》）。2024年11月，农业农村部召开全国乡村治理暨农村移风易俗工作推进会，系统总结乡村治理和农村移风易俗工作成效及经验做法，推动乡村焕发文明新气象。

　　在调研期间，课题组主要采用深度访谈、参与观察、问卷调查及电话回访等方法，重点考察了解专项治理工作中农村高额彩礼、人情攀比、厚葬薄养、铺张浪费等问题的治理成效及变化情况。

　　“大力推进移风易俗工作，不仅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具体实践，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维度。”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季中扬告诉记者，课题组调研发现，大多数被调研村庄能够立足党建引领，实现多部门协同合作，紧密结合本地实际情况，有效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工作，确保专项治理工作取得实效。对于《专项治理工作方案》中所涉及的高额彩礼、人情攀比、厚葬薄养、铺张浪费等不良现象能够采取有力举措，乡风文明建设取得初步成效，整体上形成了重视移风易俗的良好氛围。

　　在调研中，课题组发现，95%以上的被调研村民认为过高的彩礼加重了农村家庭负担，对治理农村高额彩礼问题表示认同。三年来，村民们的婚嫁观念发生了积极变化，高额彩礼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在浙江省嵊州市多联村，出现一些“零彩礼”家庭，引领婚嫁新风尚。约有78.92%的被调研村民反映，经过三年专项治理，当地的大操大办、追求场面等人情攀比现象有所改善。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早在2015年就开始推行农村白事“一碗菜”殡葬改革，经过近十年的发展，该做法逐步辐射到周边省、市农村。

　　三年来，89.37%被调研村庄的厚葬薄养风气得到改善。专项治理工作开展后，辽宁省本溪市本溪满族自治县花岭村白事仪式流程得到简化，民众开支也减少了近一半。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鲁桥村不少村民反映，在《村规民约》中明确村庄移风易俗规矩，简化丧礼流程和宴席规模，让他们减轻了人情负担。

　　探索移风易俗常态化治理机制

　　课题组成员在调研中倾听村民真实想法，挖掘村庄典型治理案例，总结提炼治理工作经验。在调研中，课题组发现，在推进移风易俗专项治理工作中，很多村庄积极发挥党建引领作用，通过部门联动、村民自治、党员示范、疏堵结合等方式，进一步推进各项移风易俗治理措施的落实。同时，不少村庄通过自查自评，总结经验成效，探索形成农村移风易俗常态化治理机制。

　　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主任张兴宇介绍，在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中，不能忽视基层风俗治理制度规范的软约束作用。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成立乡风文明工作领导小组，将移风易俗纳入文明村镇评选标准。重庆市委、市政府各相关部门狠抓“春风满巴渝”社会风气提升五大行动，创新村民协商议事平台，深入推进农村地区移风易俗“十抵制十提倡”……一系列专项治理或考核制度，助力各地村庄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在具体实践中，各地也十分注重因地施策，塑造示范典型，培育移风易俗内生动力。贵州师范学院中国乡土社会研究中心教授李生柱表示，一些乡村会给予在移风易俗中表现突出的个人和家庭物质与精神上的奖励，激发群众的内在动力，使移风易俗成为群众自觉自愿的行为。如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官亨瑶族村定期开展评选表彰活动，对于孝老敬亲、节俭办宴、诚实守信等先进模范进行宣传弘扬。

　　课题组在调研中发现，一些乡村积极创新宣传手段，促进移风易俗入脑入心。江苏省扬州市吴桥镇充分发挥民间文艺志愿者队伍优势，将移风易俗宣传纳入春节社火表演节目之中，深受村民喜爱。还有一些乡村利用乡村综合性服务场所，为村民婚丧嫁娶等提供普惠性社会服务。在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县阿着底村，由乡镇政府和村两委牵头，通过财政拨款、民众集资、企业捐赠等方式，建立了专门用于操办红白事的“待客处”，引导村民婚事新办、丧事简办。

　　发挥“关键抓手”作用

　　在挖掘村庄典型治理案例，总结提炼治理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课题组还观察到传统礼俗“韧性”强、基层监管遇阻力、治理人手缺口大、宣传乏力难入心等治理难点，并对此提出了对策建议。

　　季中扬认为，农村移风易俗不只是一项简单的“专项治理”工作，而应成为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要强化地方政府的治理主体引导功能，联合各部门建立覆盖全局的政策导向，并采取长期、渐进的策略以实现风俗转变。在推进农村移风易俗专项治理工作中，不仅要强化制度约束，软硬治理举措并行，形成强有力的社会风气引导力，还要通过硬件设施建设、加强财政补贴等方式，让民众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从而确保移风易俗相关工作落到实处。

　　在实际调研中，课题组特别关注到婚嫁志愿者、大学生、农村网络红人在推进移风易俗中的重要作用。张兴宇认为，在移风易俗专项治理工作中，地方政府要有关键抓手，积极发挥引导和服务功能，动员民间社会组织和关键中间人群体的治理力量。他表示，要建立完善的监督评价机制，并对在治理工作中表现突出的个人和集体给予表彰和激励，形成示范效应，促进成风化俗。要活化现代传播手段，发挥新媒体在移风易俗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中的积极作用。

　　不同地域移风易俗专项治理的重点应有所差异。张兴宇表示，在精准施策上，应充分考虑不同地区和民族的文化特色，避免“一刀切”，采取因地制宜、柔性引导的策略。对于经济基础好、社会文明程度较高的农村地区，移风易俗专项治理工作可以进一步提升志愿服务功能，注重提供农村普惠性的移风易俗服务。对于经济相对欠发达，但村落传统文化保存较好、民间社会组织相对活跃的农村地区，应着重发挥民间自治的力量，推进移风易俗专项治理工作。

　　李生柱特别提到，近两年在贵州省黔东南州台江县台盘村爆火的“村BA”，也成为移风易俗的有效载体。当地村民经自主协商，把赛事规则纳入村规民约。“多个球场、少桌麻将；多场球赛、少场酒席；多看名角、少些口角”等成为普遍共识。在赛事的带动下，文明善行已经成为内化于村民心中的行为准则。

　　此外，在贵州省龙里县洗马镇平坡村，当地苗寨村民通过脍炙人口的“黔韵说唱”和淳朴独特的“苗画”（农民画）来宣传乡规民约，促进乡风文明建设，效果不俗。在贵州省锦屏县彦洞乡瑶白村，侗寨村民充分利用民间组织力量，通过文艺宣讲队、院坝会议等形式调解内部矛盾，制定乡规民约。“贵州乡村，尤其是那些地理位置相对偏远的民族村寨，由于山区地理环境、社会历史文化、经济发展条件等因素的制约，仍存在信息相对闭塞、陈规旧俗根深蒂固等难题。在这些地方开展移风易俗更需借助当地群众喜闻乐见且行之有效的载体或抓手。”李生柱总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