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全球治理已经进入一个明显的“变革悖论”时期。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全球治理，全球治理体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进行变革以适应这个新时代。然而，全球治理的变革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变得更加艰难。在此，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的期望与需求，全球治理体系自身具备的能力与效力，以及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所需要的势能与方案，三个维度之间呈现出一种无限扩大、难以弥合的张力结构。那么，在这种多重压力结构背景下，探讨全球治理变革的逻辑、探寻其变革的支撑因素并剖析其机理路径，便成为当前学术界亟须解决的问题。复旦大学青年学者余博闻博士出版的《权力、话语、实践：全球治理深度变革的逻辑》一书，试图关注这种“变革悖论”并从学术上解析这个重大问题。

　　从目前来看，全球治理体系展现出的暗淡前景可能还会持续下去。我们面对的是一种看似“无药可医”的治理现状，包括越来越受限的行动空间、越来越复杂的全球性问题和越来越无力的规则体系等。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全球治理体系在各个议题上都似乎陷入了治理无效的窠臼中，有学者称之为全球治理的“僵局”。该书所聚焦的学术问题正是在此背景基础上得以展开和延伸。

　　第一，当前的全球性问题较之以往变得更加棘手。一方面，全球性问题对国际社会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并呈现出不可低估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加之一些地区冲突不断冲击着全球和地区秩序，亟须全球治理体系的介入。另一方面，不同全球性问题之间的关联程度超出以往，形成了常规手段难以解决的“议题间政治”，并导致全球性问题的高度复杂结构。因此，尽管全球治理体系看起来日益完善和改进，但是，这些问题的解决却变得更加棘手。

　　第二，针对全球性问题所提供的全球治理方案陷入了“无能为力”的境地。其一，面对全球性问题的严重性、紧迫性、关联性和复杂性，当前的全球治理制度框架无法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其二，治理主体与治理客体间的利益联结变得日益碎片化和脆弱化。其三，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政策工具处于匮乏阶段。当前，致力于推动全球发展的“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虽然得到国际层面的大力支持，但是，其进展依然饱受诟病，推动其目标实现的政策工具虽然一直在完善却无法充分发挥执行力。

　　第三，全球治理“僵局”还和当前“政治势能”缺失相关。其一，全球紧缩时代的到来限制了全球治理的资源支撑程度。不少支撑全球治理的国际组织平台面临日益沉重的财政负担，影响了其在自身能力提升和项目开展方面的效率。其二，大国战略竞争时代的到来限制了各大国在全球议题解决方面的合作意愿和活动空间。美国等大国在网络安全治理、地区冲突解决和国际人权方面的“单边主义”行径是当前全球治理不振的重要动因。其三，面对全球治理“僵局”，全球治理体系所具备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处于日益消磨之中，多边主义处于严重的“危机阶段”。

　　作为近年来国内全球治理领域的一本力作，该书并没有停留在当前全球治理变革的“口水战”中，而是抓住全球治理的主要矛盾，即关注全球治理及其典型领域中的“治理方案变革”，也就是该书作者所定义的“深度变革”，这正是变革难度最大的领域。他认为，深度变革必须立足新理念、融合不同实用型知识、建构可操作的新成套规则与新政策等。基于此，该书试图从权力博弈、话语互动和创新实践三个维度来建构全球治理变革的复合动力系统。在实证检验中，作者也独辟蹊径，循序渐进。他首先通过全球金融安全体系改革、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变革、全球气候治理体系革新来分别展现权力、权力+话语、实践等三个变量的作用，随后通过三大变量互动落脚到国际发展合作体系的深度变革上，由此来展现复合动力系统的运作机制和相应效果。可以说，全书在论述过程中抓住了三个关键的学术“抓手”，展现了自身的理论创新和学术贡献，更是呈现出学术研究的严谨姿态。

　　第一，变革是一种政治。作者牢牢立足于变革的“政治非中性”特质，这一“抓手”界定了该书的视野范围和演进逻辑。全球治理变革展现的是一种政治逻辑。在全球治理这一国际政治舞台上，深度变革更是成为一种关系大国利益，涉及国家与国际组织委托代理关系，充斥工具性、公共性和合法性斗争的“大政治”。基于此，该书为我们展现了金融安全、知识产权、气候变化和国际合作等不同维度和领域的政治冲突与利益之争。

　　第二，变革是一种融合。从学术角度来看，该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跨学科和跨思想源流的综合性分析框架，将权力、话语和实践三大变量融合在一起，共同呈现出深度变革的政治逻辑，尽可能地走出“盲人摸象”的理论困境。从实践角度来看，四大领域中的变革，无论是决策权变革还是宏观理念调整抑或治理方案变革，也都呈现出融合的基本面向。实际上，每一种政策方案的最终结局都是源于不同时空、不同利益相关者和不同机会窗口的一个“集体”融合塑造的结果。

　　第三，变革是一种系统。全球治理体系自身构成一种系统设置，其中包含着多样的主体、不同的利益和多元的规则，以及联结这些主体、利益和规则之间的“有机”要素。作为针对上述系统设置的一种反映，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特别是深度变革更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系统。该书演示了三大变量在国际发展议题中的系统“协同”，不仅为我们展现了“从系统中来”的一面，剖析了变量，厘清了路径，辨析了机制；还为我们呈现了“到系统中去”的一面，建构了立足主要变量、呈现理念、知识、规则和政策的统一框架，并赋予其能动性。

　　学术从不是万金油，严谨的学术只是在特定的视角下，针对特定的问题，基于特定的时空背景，作出的特定的理论判断。可以说，该著作很好地完成了当前的学术任务。当然，以发展和不断精进的视角来看，该专著依然存在两个需要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是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的不确定方向是否与主要解释变量的“非线性”配置相关？作者在整体上用一种线性思维呈现出三大变量发挥作用的机制，但是，全球治理体系是一个充斥“非线性”现象的领域。其中，特定议题的政策生成或崩溃，特定治理手段的生效与失效，无一不是相关变量“非线性”搭配的一种展现。未来的研究亟须在这种复杂多变的领域中探寻不确定和“非线性”的因子，从而更好地展现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拼图过程。

　　二是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程度和成效是否与议题领域的自身特性相关？一方面，议题领域的政治性程度事关利益分配的难度，从而可能影响变革或者深度变革的难度，加之议题领域的特性与权力、话语和实践也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因大国战略竞争和议题领域特性衍生的“议题政治”和“议题间政治”可能也是影响变革难易程度与变革成效的重要因素。该书的实证检验在某种程度上将这些议题割裂开来进行分析，可能忽视了结构因素和议题自身特性的制约。未来的研究需要立足议题政治和议题间政治的逻辑，来考察其对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成效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