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品，因时间之久远，或为往昔之遗存；因语境之变迁，或为异域之见证。作为特定文化的表征之物，它们在跨文化流动中带来了知识的迁移与拓展，不仅激发观念的碰撞和融合，亦生成并确证新的价值，从而建构出新的文化视野。在不同时代，物品迁移的内在动力和外部接受条件各不相同，观念碰撞与交融的机制和历史结果也迥然有別。它们在何种历史机缘下，因何种原因而发生迁移，在新的文化空间中如何被安置，如何被观看，又是如何被编织到另一种社会文化的结构之中，发挥着何种持续性的影响？

　　19世纪，德国的博物馆逐渐发展成为社会教育和文化机构，成为“一般知识”的源泉。与此同时，博物馆也出现了分化，发展出了适应不同收藏目标的理念和展陈方法。为适应现代工业产业的发展，从非工业时代的手工制作中汲取现代工业生产和设计的灵感，在世界博览会的启发和刺激下，开始出现专门的“工艺美术博物馆”，有的也称作“应用艺术博物馆”或“装饰艺术博物馆”，其目标是为帮助手工业和现代生产工业领域解决创意、技术和经济问题而开展教学和研究，为当时创造性的工人阶级即手工业者提供借鉴。

　　德国一些工业城市在19世纪下半叶纷纷开始建立工艺美术馆，为了提供更为丰富的样例，汲取更广泛的灵感来源，博物馆不断突破时空限制，开始收藏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手工艺产品。汉堡工艺美术馆是德国较早热衷东方工艺品收藏的博物馆。1896年，布莱梅装饰艺术博物馆专门开设东方文化艺术品部。柏林工艺美术博物馆从成立之初便把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工艺纳入收藏对象。莱比锡和纽伦堡博物馆也借维也纳世博会之机收藏中国的工艺品。1862年斯图加特开始收藏东亚工艺品。1883年德累斯顿装饰艺术博物馆也将东亚工艺纳入收藏并于1887年成立了专门的部门。这些工艺美术馆通过收藏和展览，传播外国文化工艺品相关的知识和技艺，值得注意的是，工艺美术馆馆的核心考量不是物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而是与实践紧密相关的形式和技艺的现代应用价值。

　　19世纪民族学博物馆在德语地区广泛建立，在一些城市和州之间甚至形成激烈的竞争。新兴的中产阶级，尤其是那些游历世界、手中拥有丰富异文化藏品的人士，把他们囊括四海的热情、游历世界的个体文化记忆都投注到民族学博物馆的事业之中。通过“文化物质”（Object of Culture）理解“物质文化”（Culture of Objects），进而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和特质，成为当时民族学者们的普遍观念。尽管这一时期德语世界民族学秉持着历史语言学的传统，即建立在对非欧洲语言、文化的描述和比较研究之上，但是以“文化物质”为中心的民族学博物馆也参与了民族学的学科化进程。民族学博物馆中的藏品不再被视作“奇珍异宝”，而是成为展示欧洲之外各民族自然和文化的样本。民族学藏品被视为大型的文化档案，用以建构异民族的文化历史。

　　慕尼黑民族学博物馆、柏林普鲁士皇家民族学博物馆、莱比锡民族学博物馆、斯图加特林登博物馆、多特蒙德利普国立博物馆、弗莱堡自然与民族学博物馆、希尔德斯海姆、埃森的弗柯望博物馆等都建立起包括中国物品在内的民族学收藏，展示世界其他民族的物质文化产品，藏品多来自本市个人和协会的捐赠。现今，这些藏品逐渐被置入观看和理解“世界文化”的城市空间场域之中。

　　与艺术博物馆和工艺美术馆相比，民族学博物馆更关注日常生活用品，并将之视作原初文化的意义载体。民族学博物馆呈现出文化的多样性，包括“中国”在内的每一个民族的“物品”，都是“民众观念的化身”，甚至是一个民族“民众心灵”的“唯一印记”。如此一来，这些物品成为理解和建构一种民族文化观念的标本。

　　20世纪初，在德国出现了两座以“东亚艺术”为收藏对象的专题博物馆，即1906年在柏林民族学博物馆成立的“东亚艺术部”（今天位于柏林的“洪堡空间”的东亚艺术博物馆）和1909年成立的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与德国其他收藏各类中国物品的民族学博物馆和工艺美术馆亦界限分明，它们将藏品的“艺术价值”置于与西方艺术并驾齐驱的地位，开辟了西方博物馆收藏和陈列的新范式。

　　“东亚艺术博物馆”在德国的出现并非偶然，表面原因看起来似乎是中国藏品在这一时期被大规模地纳入，而更深层原因则是德语世界“艺术史”和“艺术科学”在方法论和制度上面临的危机。艺术及其历史，作为“科学研究”对象，一方面，试图走出美学的哲学思辨传统，扎根到形式和意义的历史诠释之中；另一方面，则希望超越具体事实，为各种经验形式寻找一般艺术原理以及支配艺术发展的规则，包括中国在内的“非欧洲艺术”的知识和观念，成为它们探究更具普遍性的“艺术科学”的内在需求。艺术作为人类自由精神的表达，具有超越民族、宗教和文化的审美价值。因此，东亚艺术博物馆的“中国物品”不再被当作异域风情的奇珍异宝，即陌生文化的“崇拜物”，抑或是民族学的文化样本和工艺装饰，即所谓的“功利物”，而是作为一种普遍的、创造性的、可理解的精神启示，被赋予与欧洲艺术同等的地位。它们与欧洲艺术不同，但并非比西方艺术低一等，而是具有自身独特的美学品质和形式创造力。“中国艺术”以超越其文化价值的美学价值，参与到近代艺术知识和观念的全球建构过程之中。

　　中国物品在德国的收藏中，展现出不同维度的文化建构价值。中国物品，作为具象化的媒介，以其物质性和不断生成的空间意义绽放出自身的潜能，促进了现代语境中人们对文化差异的认知与理解，使得不断超越单一视角、超越每种文化固有的主体性局限，共享人类的创造从而建构更具普遍意义的观念成为可能。中国物品的跨文化收藏和安置，不仅带来西方现代博物馆体制的拓展，也促进了西方艺术观念和艺术科学研究范式的反思与更新。物品时空迁移和空间重置汇聚了多维度观看和诠释，推动中国参与到近现代全球艺术和文化的对话与建构之中，为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贡献了中国经验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