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中国学是中国与外部世界互动的时代产物，新时代的世界中国学具有沟通不同文明的融通性以及富于批判精神的学术性。目前，学术界对“世界中国学”的定义尚未形成一致意见。然而，从“外部世界—中国”的互动视角，我们可初步勾勒出与世界中国学相联系的概念线索，即汉学、国学、海外中国学研究、新汉学/后汉学、世界中国学研究。世界中国学是建基于以往研究又超越以往研究，以中国为对象的囊括海内外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

　　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中国学

　　海外传统汉学大多产生和传播于传教士来华传教之际，被冠以“传教士汉学”。借由后来的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科技革命涌动的全球化浪潮，各个国家和地区间的互联互通性不断提升，导致中国学外延不断扩大，海外中国学和世界中国学才渐次产生。欧洲汉学是在古代丝绸之路带动下，以人文学术的方法研究传统中国的学问。美国中国学是在近代丝绸之路影响下，用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当代中国的学问。研究范式上，欧洲汉学向美国中国学的转换，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作从古丝绸之路转向近代丝绸之路发展的结果。时至今日，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正在重新连接中国与世界，新时代的中国学研究呈现出一系列新的发展趋势，有望在欧洲汉学和美国中国学之外，开创出一种不同于以往研究的新的世界中国学范式。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全面崛起是在世界发展格局演变中，各种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和叠加的共同结果，这为世界中国学的新发展贡献了历史机遇、理论积累和实践智慧。在不同力量加速演进并深度互动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学研究经历了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汉学、二战后以美国为中心的中国学和改革开放以来逐渐成型的以中外交流互鉴为主要学术形态的世界中国学的历史阶段。

　　世界中国学时代愿景的影响因素

　　新时代的世界中国学，既传承自历史的中国，又观照当代的中国，同时指向未来的中国。其时代愿景当是，中国与世界基于平等和尊重的相互观照与理解对话。其中包含了三个关键影响因素。

　　首先，中国自身变化——这是决定性因素。回望历史，正是出现了大唐盛世，才有了从邻国趋之若鹜而来的“遣唐使”，日本汉学才因此有勃兴之势；同样，正因为中国在近代的贫弱，这一时期的汉学、海外中国学研究只能被西方殖民主义所裹挟。在不同的时代，中国研究在域外的兴盛，根本在于中国的兴盛。

　　其次，中国的价值理念——与世界和合共生。回顾近百年的中外交流史，充分证明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讲信修睦的，中国从未侵略或殖民过其他国家和地区。在过去十多年里，借鉴古丝绸之路、以互联互通为主线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从亚欧大陆延伸到非洲和拉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文件。从政策到实践，中国以自己的发展惠及世界，努力建设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以此回答了和平崛起的中国如何与世界相处的重大命题。

　　最后，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各国对华政策调整。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崛起，在西方舆论场上，出现了所谓“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责任论”“中国扩张论”等论调。惯于以“有色眼镜”观察和研究中国，导致西方主导的海外中国学难免存在与其研究对象“失真”的风险。特定国家的对华政策，对该国的中国研究也有重要影响。

　　新时代世界中国学学科建设展望

　　当前，外部世界越来越想了解中国，中国也越来越想向世界表达。可以预见，世界中国学大有可为。但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首要应做好世界中国学的学科基础建构工作。

　　第一，坚持跨文化的交叉学科属性。世界中国学不仅有本土性，而且具有世界性。而世界本身就是多元文明文化共存共生的所在，今天的世界互联互通，极大地增加了不同文明和文化相遇或融合或冲突的可能性。因此，世界中国学在学科建设上要尊重跨文化特性，包容和鼓励从多学科视角下丰富中国研究。交叉、交汇、交融，是世界中国学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

　　第二，提升基于问题意识的学术品性。不得不承认，国内很多相关研究止步于译介或述评，缺少应有的批判性和创新力。正如张西平所说，应该建构“一种批评的中国学研究”。研究者应站在中国学术自身的立场，在一种开放的态度下，秉承平等的学术态度和批判精神，与域外汉学界的中国学研究者展开对话。

　　第三，追求文明交流互鉴的包容互通。世界中国学的建立，旨在促进中国学研究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增进中国同世界的沟通与对话，促进中国与世界的共同发展和繁荣，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基于这一认识，未来世界中国学的健康发展，必然建立在中国与外部世界双向互动的基础之上。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