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门涉及外部世界认识和研究中国的专业学问，世界中国学的产生和发展与东西之间的连通程度密不可分。中国与外部世界“互联互通”的深度和广度，深刻影响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学的研究取向和演进路径。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及越来越多国家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或备忘录，中国与世界相互交流融合的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给全球范围内的中国研究带来一系列新的冲击和滋养，新阶段的世界中国学呈现出与欧洲汉学、美国中国学有所不同的新特点和新趋势。基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视角的学术观察，可以发现具有一般意义上的世界中国学发展新特征，即近二十年左右蓬勃发展的世界中国学，较之长期主导中国研究的欧洲汉学和美国中国学，彰显出更为突出的世界性、中国性、实践性、包容性。

　　世界中国学的世界性影响更为广泛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世界中国学的世界性愈发凸显，正在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学问。在空间地域层面，长期以来，汉学或是中国学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西欧、日本等地区，绝大部分在中国学领域内占据主导地位的研究机构、学术刊物、学术会议均聚集于此，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中国学知识生产体系。在此之外的非洲、拉美、中东欧、中亚、东南亚等广大地区，直至21世纪初叶，尚缺乏稳定的专门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群体。

　　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持续上升，特别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深化，中国成为全球治理和国际经济贸易领域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世界各国认识和了解中国的需求也日益迫切，中国学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2023年举办的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与会外方学者的国别接近60个，既包括北美、西欧、日本等传统中国研究重镇，也涵盖了中亚、南亚、东南亚、中东欧、南欧、非洲、拉美等世界中国学蓬勃发展的新兴地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2021年起，与会的非西方国家的中国学研究者总人数首次超过发达国家。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获得更广泛的支持与合作，中国发展的全球影响成为世界学术研究领域的高频词汇，从全球史、全球经济和国际秩序的维度来理解中华文明、中国模式及其世界意义，“跳出中国看中国”，逐渐成为世界中国学界普遍采取的学术取向。正在迈向“世界之中国”阶段的中国学，提倡中国研究应当突破民族国家和区域研究范畴的局限，将中华历史与文明、中国现代化模式置于全球语境及文明交往体系和网络之中，进行长时段、广区域、跨文化的分析和解释，充分挖掘世界中国学的“世界性”。

　　世界中国学的中国性特征日益突出

　　在共建“一带一路”理念和实践的推动下，世界范围内中国研究“以中国为方法”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世界中国学的“中国性”日益突出。这样一种充分挖掘中国主体性的中国学，核心取向即为不再将西方发展模式作为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唯一路径，不再认为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中国模式亦为通向现代化的替代性方案之一。在共建“一带一路”相关中国实践、中国经验的刺激和滋养下，新历史时期的世界中国学有望从“以中国为对象”转向“以中国为方法”，从单一的西方理论与话语的“消费场域”升级为面向整个社会科学理论的“生产场域”。中国将不再是传统汉学中充满东方主义意味的“独特性”存在，亦非美国中国学中以西方模式为标尺的“普遍性”存在，而是从中国特色“独特性”中生发出的一种新的“普遍性”。这样一种从中国出发，体现“中国性”的世界中国学，既可以更加有效地解释中国的历史演进与当代发展，也可以为反思现有西方经验与理论提供思想资源，更可以为探索新理论提供广阔空间。

　　世界中国学的实践性倾向更为明显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世界中国学的实践性倾向更为明显，智库研究方兴未艾。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海外中国研究基本上是一门书斋里的学问，“经世致用”的功能并不突出，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群体主要集中于学科体制的中文系、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历史系，其对话和服务的对象是为数有限的学生及学界同侪，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程度较低。即使与现实政治关联较为紧密的美国中国学，大体上依然是学院派的分支，偏重于运用西方现代化理论思考和分析中国问题，目标读者也以学界同侪为重。而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不仅世界范围以中国研究为重心的教学与研究机构日渐增多，世界中国学也成为学院派中的一门当之无愧的“显学”，而且服务于现实政策需要的智库也在各国遍地开花，智库专家日渐成为各国研究中国的核心群体，重要性日益凸显。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世界中国学正在冲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开始成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包容性学问。“以中国为对象”阶段的欧洲汉学和美国中国学，深受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从本质上说，19世纪后期以来，将中国作为研究对象，更多只是旨在展示西方优越性和西方理论正确性的一个注脚而已，使得“生产”出来的中国知识与最终呈现出的中国形象带有不同程度的负面色彩。具体而言，一是否定中华文明之于西方文明在某些方面具有特征鲜明的优越性，将西方发展模式当作衡量人类文明进步的唯一标尺，否认中华文明演进模式和发展道路的合理性；二是罔顾中国内部纵向与横向的延续性，将历史中国与当代中国强行一分为二，将中国巨大的经济成就与政治体制强行割裂开来；三是排斥中国空间的整体性，将有关中国边疆的研究从整体性的中国研究中独立出来，相关研究结论与中国实际情况不同。受到这种思维支配的中国学，其“生产”出来的各类中国知识，不仅无法促进外部世界对于中华文明的深入理解，促进不同文明系统间的相互包容，反而会成为文明冲突的“催化剂”和“加速器”。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范围内作为公共产品的持续提供，中国与世界间互联互通的程度不断加深，不少新一代中国研究者都有在华学习、生活或工作的经历，具备更高的中文水平，越来越多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中国研究专家在华攻读学位。较之其他对华认知已经定性的群体，他们受对中国充满偏见的西方主流媒体的影响较小，对华态度更加开放，也更加有意愿、有条件客观理性地认识中国、研究中国。此外，新历史时期的世界中国学，具备“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的理论胸襟，致力于克服西方和中国的二元对立，做到既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又不陷入“中国中心主义”，且中国实践与中国道理同频共振，最终孕育出一种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向的新时代的世界中国学研究。概言之，世界中国学的世界性、中国性和实践性，使得它正在回归于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文明互鉴之学的本旨，保证了世界中国学以其包容性为“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提供强大的思想支撑，为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注入思想和文化力量。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