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学界习惯将海外中国研究的智识成果笼统区分为汉学与中国学两种学术形态，与这个二分法相匹配的学术谱系及其演进其实是一套“西方中心”视角下的学术史叙事，即欧洲汉学和美国中国学分别在19世纪和20世纪成为西方世界中国研究的主导范式和主流形态。在笔者看来，即使忽略汉学/中国学二分法背后的西方中心论色彩，它也不是考察海外中国研究学术史的首选框架，因为该二分法无法处理不同语种及其语境中概念内涵的重叠交叉。

　　石之瑜在《把海外中国学放进关系脉络》中指出：“研究者、研究对象及读者构成了一个关系脉络，所有对研究对象的界定与表现方式，都必须在这个关系脉络里理解。”参考这个思路，我们尝试梳理中国研究者与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观察和梳理海外中国研究学术史的分析框架。以中国为对象、以中国为变量和以中国为方法的三分法，表现为研究者在研究中国问题时的取向，即从何种角度来界定中国并规划自己的研究议程与偏好，更深层次则体现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

　　“以中国为对象”

　　将中国“对象化”为与自身相对照乃至对立的“他者”，是外部世界认知中国的一种普遍且历久的现象。18世纪欧洲的中国文化热中，启蒙思想家群体对中国文化的阐释是他们对抗基督教神学和现行制度的有力武器。克拉克在《东方启蒙：东西方思想的遭遇》中说：“用中国作例子的自由思想家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将自己从预设的思维模式中解放出来。”到了18世纪中叶以后，当欧洲的思想家们“发现”中国不能或不再代表先进文化的方向，对中国的仰慕就很快转变为批判。

　　今天，我们在回顾和研究海外汉学或中国学的学术史时，一大困惑来自如何处理不同主体生产的中国知识。在欧洲汉学史的早期，学院派未确立其权威地位时，中国知识的生产长期被传教士垄断，即使在学院派汉学家群体出现后，旅行家、商人、远征者也一直是中国知识在西方世界的积极生产者和传播者。如今，广义上的中国研究者队伍还包括来自外交界、政府研究部门、智库机构和新闻媒体的广泛人群。晚近书写中国的旅行家梅英东（Michael Meyer）自称像他们这样未受严格训练但扎根中国开展观察的人是“野生汉学家”（feral Sinologists），何伟（Peter Hessler）则把非专业人士的中国书写称作“副业汉学”（sideline Sinology）。相比专业中国研究人士来说，这些非专业人士在描绘和论议中国时，除了“郢书燕说”的错识问题，还十分容易将中国社会的某些现象或某些文化特征绝对化或本质化，由此产生片面化、浪漫化或妖魔化的中国认知。

　　因此，当我们反向考察来自域外的中国知识时，需要引入知识人类学和知识社会学的视角。知识人类学视角帮助我们有意识地关注中国在被观察的中国研究者和书写者那里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对象，或者更直接地说，研究主体如何通过议程选择、预设立场等认知偏好实现自我的投射，以及研究主体如何确认与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的关系进而决定其研究方法、研究路径。知识社会学视角则帮助我们检视中国知识同各种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尤其是西方中心主义的认知模式如何使自身本质化，从而将其他文化形态、生活方式处理为单纯的研究对象而非可能的知识来源。

　　“以中国为变量”

　　如果说，“以中国为对象”的概括暗含了“对象化”的意味而更偏指人文领域的中国知识生产，那么“以中国为变量”的概括更多将目光投向社会科学领域、学科化的中国研究。“以中国为变量”的取向首先立基于这样一种事实，即中国在世界体系中不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主体，而是全球秩序的重要一员。1922年罗素在《中国问题》中断言，“在未来的两个世纪里，无论中国朝好的方向发展，还是朝坏的地方发展，都将对世界的局势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从那时起，大国在思考国际格局时就已需要将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影响因子。如今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远超百年前，重大国际事务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已成为广泛共识。在这种形势下，世界各国尤其主要国家的国际问题研究都不得不回应中国带来的变数。可以直观的现象是，在这个领域近年来涌现出一大批以“中国（如何）改变了……”为题的出版物。

　　“以中国为变量”不仅是由于中国从遥远的他者成为息息相关的国家，还在于中国的发展模式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了独特经验。社会科学研究有两种基本路径，一是发现新的经验或现象并检验既有理论的适用性（往往是挑战性的）；二是从个别的经验或现象中提炼抽象出具有普遍性的原理。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发展奇迹究竟是依靠“东亚模式”在中国大地的复刻还是独有体量和体制背景下与众不同的“中国模式”，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中国研究的核心命题之一。它不仅吸引了传统意义上的国别研究专家群体，也吸引了一大批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的学科专家。

　　回顾20世纪中国研究的学术发展史，离不开上述“以中国为变量”所提示的两条线索，即中国崛起和中国研究与社会科学的联姻，其结果则是中国和中国知识的客观性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但批判地看，“以中国为变量”的取向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把中国当作本国利益的重要相关者，会牵引研究者们将精力更多投入现实相关问题。单纯从国家利益出发而缺少文明交流互鉴的价值平衡，推动了“中国威胁论”“中国机遇论”“中国责任论”等观点的制造与流行，其中也不免前述“对象化”思维同时作怪。其次，社会科学学科专家大举加入中国研究领域，一方面能够为该领域引入丰富的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但另一方面，他们专注于学科知识的生产，“对越来越少的事务了解得越来越多”，而不再以获得对中国文明的整全理解为目的，也难以形成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同情的理解”。由于社会科学学科专家投身中国研究不像汉学家或中国学家那样，以中国语言能力和长期扎根现场为基本条件，依赖的学术资源也主要来自学科内部，因而造成“不在场的中国研究”或“不懂中文的中国学家”的现象。学科与区域研究之间的紧张是20世纪后期至今普遍困扰海外中国研究界的一个问题。

　　“以中国为方法”

　　“以中国为方法”是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提出的理念。其实，早在1948年，中国社会学家李安宅就提出，“对中国的研究能成为促进世界社会科学发展研究的一种方法”（《中国：一种基本方法》）。沟口雄三在那篇著名的同题文章《作为方法的中国》中批判了日本中国学界种种错误取向，进而主张一种“真正自由的中国学”，也就是以中国为方法的世界中国学。从批判的角度，他反对单纯因为欣赏中国（传统）文化而开展的传统汉学研究，批评这是一种“没有中国（只有汲取中国元素的日本文化）的中国学”。沟口雄三提出“以中国为方法”，最主要是针对那种为了向世界主张中国之地位而以世界为方法的中国学，其矛头直指欧洲中心主义的认知范式——“世界对中国来说是方法，是因为世界只不过是欧洲而已”。沟口雄三设想的“以中国为方法”，是一种世界主义观念的主张。在这种观念中，中国与欧洲是多元世界中平等的构成要素。如此一来，中国研究不必确证中国像欧洲而获得被承认的地位，中国独有的概念与思想也不必上升为被欧洲中心主义所确认的那套普遍理论才具有广泛流通的价值。   

　　启蒙思想家莱布尼茨希望通过中国智慧启迪欧洲文明，“用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就包含了以中国为方法的意念。但今天我们仍然深陷在“中国难以成为方法”或“中国知识难以成为普遍理论”的焦虑中。沈大伟在最近回顾美国中国学历程的文章里也慨叹，中国研究仍然是理论引进而非输出的领域。中国何以成为方法，已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中国研究界的一个核心关切。

　　在沟口雄三看来，“以中国为方法”的路径起点是“相对化”，同时，“相对化”需要相应的能力。首先是反思能力，法拉·戈德瑞吉在《世界主义政治思想》中将其具体描述为“对自身立足点的自觉意识和对个人立场的反思”。这需要我们一方面反思欧洲中心主义，另一方面也反思本国中心主义——法国汉学家谢和耐提醒过，一切社会都有不同的民族中心观。其次是比较能力，像列文森那样，将其他民族的经验与中国的经验联系起来，但这种能力要求很高，连魏昂德这样的学者也遗憾于自己“对其他国家缺乏足够的了解，无法从独特性和中国性中辨别出通用性和普遍性”。弥补办法之一就是中国研究与学科研究携手合作。将两者结合起来，就是以世界中国学的立场、比较研究的视野发现一个更加普遍的中国。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