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深刻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并把“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列为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重要元素之一。“大同”语出《礼记·礼运》。据《辞海》解释，“大同”是儒家宣扬的理想社会。大同观是中华民族对几千年来孜孜以求的理想社会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中华民族对世界和平发展、社会公平正义与人际和谐融洽的向往和追求。

　　大同观的形成与演变

　　大同思想产生于中国人民追求理想社会的过程中，源远流长。中国人民对大同社会的憧憬和向往可追溯至先秦时期。在中国古代留下的诸多传世文献中，就有不少关于理想社会的精彩描述。如，《诗经》抒发了对“乐土”“乐国”“乐郊”的热切向往，《尚书》提出了“万邦咸宁”的理想目标，《周易》则表达了对“天下和平”的美好期盼，这些都是大同观形成的重要思想来源。尤其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激发了诸子百家对理想社会模式的探索。墨家提倡“兼爱”“尚同”的理想社会，认为可以通过使人“兼相爱，交相利”以达到平治天下的目标；道家则推崇“小国寡民”的社会构想，主张无为而治，减少政府对民众的干预。在此基础上，儒家集众家之精华，首次系统提出了大同社会构想。

　　关于大同观的全面系统阐述，最早见于西汉戴圣编纂的《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简言之，《礼记·礼运》描绘的大同社会，坚持以下原则：强调“天下为公”，经济上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主张“选贤与能”，政治上实行民主选举；追求“讲信修睦”，社会治理上达到人际和谐。《礼记·礼运》对大同社会理想的首次系统完整阐释，反映了中国古人对美好社会的向往和追求，是大同观正式形成的标志。

　　大同观自形成后就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始终，为历代中华儿女所继承与发展。这集中体现在中国人民对大同社会理想的理论阐释与实践探索中。自秦以降，后世思想家根据现实情况对大同社会理想作出不同的释义和论述，赋予中国古代大同观新的时代内涵和历史意义。东汉著名经学家何休在继承前人学说基础上提出了“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历史进化观，其中所谓“太平世”即大同社会。北宋理学创始人张载则将大同社会理想融入个人抱负中，发出“为万世开太平”的宏愿。明清之际，王夫之等启蒙思想家以“天下为公”来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反对“以天下私一人”。而中国古代农民起义则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均田免粮”等战斗口号，反映出农民阶级对公平正义的大同社会的向往。纵观中国古代史，大同观不仅是后世思想家批判社会现实、寄托平天下雄心和抱负的重要理论依据，还是劳动人民反抗剥削、变革社会的有力思想武器。

　　大同观的嬗变与发展

　　两千多年来，大同观深深地根植于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激励着无数志士仁人为实现大同社会理想而奋斗。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遭到列强入侵，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救亡图存成为中华民族迫在眉睫的历史使命。为解决社会矛盾与拯救民族危机，以洪秀全、康有为和孙中山等为代表的先进人士转向西方寻找真理，将探求救国良策与追求大同社会理想联系起来，这也促使大同观在与西方各种学说交融中实现了嬗变和发展。

　　太平天国运动领袖洪秀全把基督教教义中的平等思想融入大同社会理想中，试图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地上天国。他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废除了千百年来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鲜明体现洪秀全“天下为公”的大同观。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康有为将大同社会理想与西方“平等、民主、自由”等政治观念相糅合，认为中国要脱离“据乱”走向“升平”，达到“大同之世”，就要破除“九界”之苦，消灭种种不平不公，最终实现“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的理想社会。继康有为之后，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在吸收和借鉴西方各种学说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将三民主义与大同社会理想对接起来，提出把中国建成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大同世界。在他预设的大同世界里，“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是真正达到“天下为公”的理想境界。

　　洪秀全、康有为和孙中山三人大同观的形成，都是为了回应近代救亡图存、思想启蒙的时代课题，是中西方文化交汇激荡与融合创新的产物，赋予大同观诸多前所未有的崭新意蕴、内涵和诉求，是对古代大同观的扬弃和发展。虽然因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三人对理想社会的设计和构想未能成功付诸实践，但却折射出大同观在近代的新变化，也为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奠定了良好基础。

　　大同观的继承与超越

　　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中，无数中华儿女沿着先贤圣哲指引的方向对大同社会理想进行探索，但直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才真正找到一条通往“大同”的现实道路，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致力于建立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大同思想中的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思想契合，“大同”“小康”社会蓝图与共产主义奋斗目标契合，“天下为公”与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契合，“选贤与能”对党的干部路线具有借鉴意义，“讲信修睦”与共产主义道德契合。这种高度契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经传播就迅速被广大中国人所接受和认可。随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向前发展，大同观被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赋予了共产主义的内容和价值意蕴，实现了理论和实践上的继承与超越。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从而造就了这样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这里所说的“大同”是指代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大同观相结合的成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带领全国人民完成了三大改造，实现了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与按劳分配原则，使“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等理念开始从理论走向实践。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深刻地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经验教训，继承和弘扬大同观，创造性地提出了“小康社会”概念。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求大同”“大同世界”“天下大同”“世界大同”“为世界谋大同”等富有时代特色的思想理念。在这些理念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将中华民族千秋伟业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相结合，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治理和人类文明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这一伟大构想着眼于全人类共同利益和整体福祉，超越了地域、国家、民族和文化的畛域。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吸收了包括大同观在内的中华文明优秀成果，又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实现了大同观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大同观历经数千年的传承与发展，始终是激励中国人民对理想社会进行不懈探索的精神动力，彰显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这一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存在高度的契合性，促使两者有机结合，相互成就，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

　　（作者系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