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对方言问题的注意和探讨非常早，由此逐渐形成了方言研究的古典传统。根据汉代应劭《风俗通义·序》中的追记，远在周秦时期就有了制度性方言调查。至西汉末年，扬雄凭一己之力耗时27年编成了《方言》一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方言学著作，开辟了方言地理的研究先河。此后各个时期都有方言研究成果产生，它们散见于各类经籍传注、辞书、笔记等类型的文献中，并在不同时代呈现不同的研究重点和特点。近年来，汉语历史方言学文献的收集与整理工作受到学术界高度重视，古代方言学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也得到广泛关注。

　　中国古代方言研究既有优良的研究传统，也有丰富的研究成果。古代方言学研究重综合、重人文，涉及语言学、历史学、人类学、文化学等学科领域，具有较强的跨学科属性，这就使那些具体的古代方言研究成果具备宽口径应用转化的基础。比如，正在建设的“中国方志方言词汇数据库”就是利用这一特性进行应用转化。它依托大数据时代的文献数字化手段，使研究者可以从数据库中方便地提取同一方言词在相邻的区、片、小片、点的复现率以及同一方言词在不同方言中的共现率等数据，便于研究方言分区、方言溯源、方言扩散、方言比较、形音义、语言接触、移民现象等多方面的问题。弘扬古代方言研究的传统和理念，有助于中国语言学科更加精准地对接新文科建设，促进多学科交叉与深度融合，有利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语言和文化是共生关系，方言作为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丰富的地域历史文化信息。近年来，随着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的推进，方言文化现象作为一个整体进入调查研究的视野，得到记录、保存和呈现，产出了《中国方言民俗图典》《中国语言文化典藏》等代表性成果，集中保存和展示了一大批方言文化资源。如何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发掘它们蕴含的文化信息，加深人们对地域文化的认知和理解，是一项重要的时代课题。其中，中国古代方言学文献能够发挥多种作用。

　　一是为语言文化研究提供丰富的基础资料。以《古代方言学文献丛刊》第一辑《历代方志方言文献集成》为例，该书全面系统地调查了7000余种旧方志，对其中所见的966种方言文献进行了整理，收集了35000多条方俗词语及释义信息、10000多条方音信息，这些音义资源对推进古代方言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文献记录的各地方言词汇、习语等也反映出古代社会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蕴含着大量的特色信息。例如，根据文献记载，蜘蛛在中国古代又有“喜母”“喜（蟢）子”“亲客”等称名，这些都与民俗中蜘蛛兆喜的观念有关。蜘蛛当然不会有所谓兆喜的灵性，之所以会有如此关联，是因为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家有宴集、节庆等喜事，必洒扫屋宇，清除积垢。这种情况下，那些深藏于屋角、房梁间的蜘蛛自然就更容易被看到，或拂人脸，或着人衣。久而久之，在人们的观念中，蜘蛛与喜事就被关联起来，形成蜘蛛兆喜的观念。类似这种倒为因果的联想，是中国民间动物先兆观念中蕴含的一种颇为普遍的倾向。蜘蛛的一系列古代方言称名，对这种文化心理起到了很好的互解互证作用。

　　二是为历史文化研究提供坚实佐证。方言文化研究的辐射范围极广，与历史地理、移民、文化交流、文学创作等诸多方面的关系都很密切。例如，《宋书·乐志》记载：“《白纻舞》，按舞辞有巾袍之言，纻本吴地所出，宜是吴舞也。晋俳歌云：‘皎皎白绪，节节为双。’吴音呼绪为纻，疑白绪即白纻也。”这则材料表明，根据舞辞中的方言特色可以判别舞蹈的地域属性，而且古人已深知其理，这则材料本身也是方言研究与地方戏曲研究相结合的早期例证。

　　三是为跨时域探索文化心理的共通性提供重要支撑。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围绕同一事物形成的方言称谓往往多种多样，背后驱动命名选择的文化心理却时可相通。这些跨时域形成的同实异名，常常能在名原理据方面相互参照，使相关研究有效避免主观牵合，有助于得出科学可信的结论。扬雄《方言》卷11收录了“蚨虶”一词。这是蚰蜒这种昆虫的别名，其命名理据让人颇为费解，过往注家也均未涉及。通过广泛查阅历代方言学资料，可以发现民国时期《天津志略》等文献中有诸如“蚰蜒曰钱串子”的记载，此类异名材料为“蚨虶”一词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线索。“钱串子”的理据相对直观，当是因这种昆虫的体貌特征而得名，这也是一些方言中蜈蚣等类似体型的昆虫也可被称为“钱串子”的原因。而“蚨”作为钱币的别称，古书中多有记载。至于个中原委，《太平御览》卷950引汉刘安《淮南万毕术》中的一段记载解说得较为详细：古人认为青蚨这种小虫如果捉去其子虫，母虫就自动飞来；而将青蚨的血涂在钱上，可以称为子母钱，用子钱或母钱买东西后，其他的钱就可自动飞回与其母钱或子钱团聚；因此后人借之以代称钱。文献中还可见诸如京蚨指京钱、洋蚨指洋钱、番蚨指番银等情况。至于“虶”，则与“纡”为同源，“纡”可指绳索，这在曹魏时期的《广雅·释诂》中就能见到解释。因此，蚰蜒被称作“蚨虶”，正犹如称其为“钱串子”。

　　语言认同和文化认同是一体两面，它们是民族认同的重要基础。不断确立语言认同与文化认同，正是不断提升民族认同的有效途径。语言文化是一种“根”，它先于具体的个体，通过民族特性得以遗传。个体在社会化之后，生活于这种语言文化情境之中，能够很自然地融入这种历史连续性。研究中国古代方言学，能够加强人们对不同层次语言文化关联性的理解，从而有效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事实上，早在《方言》一书中，扬雄就用“通语”概念将各地方言包括民族语贯通起来，揭示了汉语“方贯于同”的基本规律，这一规律的揭示影响深远。同时，以《方言》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方言学文献的编纂，也在客观上为基于通用语认同下的语言多样性共存奠定了基础。语言认同是语言和谐发展的结果，语言的和谐发展会突出不同群体之间语言文化的多样性，语言的社会整合功能也能发挥作用：通用语既可扩大不同群体之间的交流互鉴，又可使不同群体获得身份认同。对此，我们应清醒而明晰地认识到古代方言研究在强化语言文化认同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重要作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学术团队项目“文献方言学史”（24VJXT015）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北京文献语言与文化传承研究基地研究员；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