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中，汉语方言曾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对周边国家特别是汉字文化圈的东亚国家（如朝鲜、日本、越南等）产生过重要影响，朝鲜语、日语、越南语中有大量的汉语借词，文字上也一度大量使用汉字，朝鲜、越南到了近现代转用字母文字后渐渐不再使用汉字，而日文中至今还有大量汉字。朝鲜、日本、越南各国语言中的大量汉语借词，一方面借自汉语通语，另一方面也从古代汉语方言语音、词汇中借入相应成分。比如，日语里有吴音、汉音、唐音等，既有不同历史时期的语音借入，又与不同地域的汉语语音有关。而古印度佛经传入中国时，传入的途径既有陆路丝绸之路，也有海上丝绸之路。海路、陆路不仅是方式不同，到达的目的地（如中国南方还是北方）也有不同。相应地，佛经翻译从梵语翻译到汉语，究竟翻译成当时的南方话还是北方话，也会导致佛经音译词在语音、词汇上有当时的南北方言差异。

　　从明代开始，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西方国家的商人、传教士等纷至沓来，在中国南北各地进行文化交流，方言也成为一种重要的语言媒介。一方面，中国的很多事物通过当时的南北方言传播到国外；另一方面，欧美的大量名称通过汉语南北方言进入汉语通语当中。比如，“茶”这个词，可以看作中西文化交流中的方言活化石。茶叶从中国传出去，传播路径不同，叫法往往也不一样。从南方的路径传出去的，则会带有南方方言色彩。“茶”在英语里叫tea，闽南话“茶”的字音写成汉语拼音比较接近de，这个读音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茶叶贸易被带到了欧洲，流行于欧洲各地，在现代英语中逐渐变成了tea。茶叶从中国北方传出去，如到了俄罗斯，俄语译为чай（拉丁字母转写是chay），这个读音跟汉语北方话的“茶”字读音比较接近。从这个词就能看到汉语南北方言各自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早期中西文化交流中，有很多西方概念、术语之类的名词传播到中国，特别是人名、地名之类的叫法，会直接音译。比如，英语Asia的汉语翻译为“亚细亚”，America翻译为“亚美利加”。当然，这些名词最早未必直接是从英语传过来的，也可能是从拉丁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或法语等语言传过来的。为便于理解，这里以英语为例，如“亚细亚”“亚美利加”这些音译，大多有南方汉语方言的背景。国家名称Canada翻译成“加拿大”，这种音译读音也源于早期南方方言的语音特征（按照一些南方话的发音，“加”的音跟Canada开头的音更接近）。美国地名New York翻译为“纽约”，可能是根据当时南方方言的发音音译，因为南方很多方言中“约”字念yok，这个音和york比较接近。今天用普通话去读这些音译词，便会有些对不上。因此，方言读音不同，相应的音译就会有所不同，翻译结果便会存在差别。

　　东南沿海五口通商，这些地方的方言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方面曾发挥重要的媒介作用。充分了解这些方言的相关作用，就更容易理解历史上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与途径。有些地名跟今天的普通话语音也难以对应。比如，孟加拉（Bangladesh），按照普通话的发音是“邦格拉”，但实际音译为“孟加拉”。因为这是用闽南话音译的，闽南话的“孟”与Bang的发音很接近。类似这样的例子在东南亚可谓不胜枚举，如文莱（Brunei），中国古代称为“渤泥”，今天普通话称为“文莱”。印度尼西亚的Bandung音译为“万隆”。“孟加拉”“文莱”“万隆”等，都是闽南话的音译法。北京话读m声母或w声母的一些字，如“孟”“文”“万”，今天的闽南话读b声母，语音对应具有规律性，也富有闽南话的特征。音译词当中出现这种类型的语音特点，往往与闽南话有关。当初闯南洋的绝大部分是东南沿海一带的人，尤其是说闽南话的人。今天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很多地方，都有大量说闽南话（包括潮汕话）的人。东南亚一些地名，当初按照闽南话发音音译成汉语，用普通话发音或其他方言的发音就不好理解。对于这些地名读音，我们如果多了解一些东南亚地区与中国南方汉语方言接触的历史，就能够看得更加清楚。

　　从一些人名的音译同样也能看到汉语方言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比如，John为什么要翻译成“约翰”？明传教士汤若望在明清两朝都做官，做到了钦天监的监正。他是德国人，德语名叫Johann，按照德语发音折合成当时的明清南方官话，接近于“约翰”这两个字，不过他本人自己愿意音译成“若望”两个字。而对于英语人名Peter，“彼得”是当前的音译，早期的音译是“伯多禄”，今天上海还有个圣伯多禄堂，就是用南方官话音翻译的，当然可能原本是直接从拉丁语Petro音译过来的。其实，Peter翻译成“彼得”也是一种南方官话的翻译，今天也有人按照普通话读音把Peter翻译成“皮特”。澳门有个著名景点叫大三巴，原本是一个天主教堂，名称中“三巴”两个字指的是天主教圣徒Paul，葡萄牙语为S?觔o Paulo，该发音与粤方言“三巴”发音相近，“三巴”便成了其音译。如今，英语人名Beckham，北方话翻译成“贝克汉姆”，在香港则翻译成“碧咸”。香港粤方言“碧”字音bek，“咸”字音ham，合起来就是Bekham，跟英文Beckham相差无几。“贝克汉姆”与“碧咸”两种音译相去甚远，就是南北方言语音差别所致。这些音译都是不同汉语方言语音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起特定作用的具体反映。

　　此外，还有一些事物的翻译，也能反映方言语音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比如，“沙发”的普通话发音与英语Sofa相比有点距离，而上海话“沙”字发音是so，这样“沙发”的发音就与英语发音接近多了。近代史中通过上海话翻译的外来词有很多，像“沙发”这样仍在今天的普通话里使用的也为数不少。除了上海，也有从广东“进口”的一些词。比如，bus译为“巴士”，taxi译为“的士”，都是粤语音译。

　　目前已知最早的汉外辞书是1583年前后编纂的《葡汉字典》，这是一部葡萄牙语—汉语辞书，里面每一条葡萄牙语的词都对译成相应的汉语词，并且用葡萄牙语或拉丁语发音给这些汉语词逐字注音，用的是当时的南方官话音，里面的汉语词还包括一部分南方方言词。17世纪早期的利玛窦《西字奇迹》、金尼阁《西儒耳目资》，以拉丁字母给出了汉字注音，用葡萄牙字母发音标注当时南方官话的汉字发音。19世纪以后，基于汉语方言编写的各种方言辞书、语法书、教材等越来越多，如马礼逊编《五车韵府》有5000多页，是近代史上第一部英汉双语字典，里面每个汉字后都有拉丁字母注音。根据马礼逊的说法，这些注音反映出来的读音是南京话，同时还附有当时相应的粤语读音。当时，这种类型的方言教材、方言字典和方言语法书数量众多，有些教材或字典还用拉丁字母或罗马字来记录，如闽南地区的“白话字”历史文献。“白话字”是19世纪的罗马字，用拉丁字母模拟当地闽南话发音，编成方言拼音文字，直接用来转写当地方言。用这种拼音文字办报刊、写书，在当时得到广泛应用。比如，杜嘉德编纂《厦门音汉英大辞典》（1873），打马字编纂《厦门音字典》（1894），甘为霖编纂《厦门音新字典》（1913）等。近年来，学术界对海南渔民数百年来编写过的航海线路文献《更路簿》有了更多的研究。该文献反映了海南渔民几百年来在南海经营渔业过程中所记录航海资料的历史。《更路簿》中也有一些闽南话的词语，说明当时的闽南话在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之间文化交流以及中国与西方各国文化交流历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