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非洲政治生态的快速变迁及研究议题复杂化，传统研究范式的局限性愈发凸显。传统的非洲政治研究范式因为单一学科视角和方法论的局限性已难以满足非洲政治学术研究任务。伴随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快速发展，混合研究方法作为多元范式的重要体现可以为非洲政治研究提供更加可靠的分析方案，能够成为非洲政治研究范式革新的一条关键路径。
传统非洲研究范式的缺憾
在中国，传统的非洲政治研究虽主要侧重于定性方法，但严格遵循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并不普遍，这里的科学方法不仅限于定量方法，而是包括统计分析、智能体仿真模拟、档案研究、案例研究、地理空间分析、田野调查及大数据分析等多种严格遵循特定范式的方法。当前，中国的非洲研究在方法论层面面临的关键问题并非定量与定性之争，而是许多研究未能严格遵循方法论原则以及运用科学方法性欠缺。
第一，难以捕捉复杂的社会现象。定性研究方法，如档案文献分析，在揭示中非关系历史演变上取得了显著成果，但对于当前中非关系的复杂网络，如非洲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如何受到非洲国家之间、非洲国内以及非洲国际关系的影响，传统方法难以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此外，档案和文件分析更多属于“事后研究”，对于预测中非关系的未来发展态势存在不足。
第二，难以处理大样本数据。非洲政治研究是区域国别研究中数据积累最为综合和系统的领域之一。然而，传统研究方法受到范式和方法的限制，无法有效处理大规模的数据。例如，“非洲晴雨表”（Afrobarometer）通过随机抽样定期获取非洲国家民众的重要认知和态度，这些数据对于了解非洲政治至关重要，但因其数据量巨大，国内非洲研究学界对其利用率极低。
第三，可能带来研究结论的偏差。传统研究方法对数据量的要求较低，研究者选择的数据样本可能直接影响研究结果。例如，分析中国发展经验在非洲国家的接受度时，若选择对中国经验最为欢迎的国家作为样本，可能得出非洲国家普遍接受中国发展经验的错误推论；反之，若选择对中国经验最不欢迎的国家，则可能得出中国经验在非洲不受欢迎的错误结论。
第四，过于依赖单一研究方法。单一研究方法存在固有的局限性。单一的定量分析可能告诉我们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但很难证明其中的因果性，而因果性对学术进步和政策效果也很重要。单一的定性研究也存在问题，虽然可以提供特定案例的具体过程和深入的知识，但在研究结论的适用性边界上存在很大挑战。简言之，不同的研究方法有自己的优势，同时也存在方法本身的缺陷。
混合研究方法
在非洲政治研究中的应用
混合研究方法以其能够同时整合传统定性与定量研究的优势，成为中国学者推动非洲政治研究范式革新的一个关键路径。混合研究方法强调不同研究方法的“取长补短”、跨学科合作及更丰富多样的证据使用，更加适用于处理复杂、多维且多变的研究议题。
第一，整合定性与定量研究。混合方法通过将定量方法的广泛性与定性方法的深度分析相结合，能够全面揭示非洲政治现象的机制与背景。例如，在分析非洲国家土地改革成败的原因时，研究者可以先通过大样本统计分析考察核心变量与土地改革成败之间的相关性，然后再通过具体的案例比较来分析土地改革的中间过程，呈现其中的因果路径。
第二，实现探索与验证的结合。混合方法既可通过定性研究生成理论假设，也可通过定量分析验证假设，形成闭环研究逻辑。比较政治学家菲利普·罗斯勒（Philip Roessler）对非洲族群政治的研究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通过苏丹的案例来建构理论框架，并提出非洲国家“政变—内战陷阱”的研究假设，然后通过涵盖非洲的大样本来进行统计分析和检验。这种研究方法不仅验证了假设的适用性，还推动了学术认识的进步。
第三，有效应对研究对象的复杂性。混合方法能够在单一方法不足以解释复杂现象时，通过方法差异化互补提供更加全面的分析框架和更为丰富多样的实证。例如，在对非洲援助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国际社会向非洲提供的发展性项目在项目层面取得了成功，但在地区和国家层面有效性不足或效果不明显。这说明，不同分析单位可能带来不同的研究结论。混合研究方法可以通过实地考察、问卷调查、地理信息数据分析等多种手段，对不同分析单位进行综合分析，从而更准确地揭示援助项目的实际效果。
第四，数据和证据使用更加多样化。在混合方法的研究中，研究者不再局限于单一的研究数据和证据，而是可以根据需要灵活使用多种类型的数据。例如，在研究奴隶贸易遗产对当代非洲民众政治不平等的影响时，研究者可以在分析变量相关性后，有针对性地对奴隶后人和非奴隶后人的政治参与情况进行问卷调查。这些不同类型的证据不仅丰富了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多维度理解，还增加了学术界的知识存量。
推动混合研究方法的实践路径
由于混合研究方法的特殊性，导致学术界掌握的人群较少，且存在一定的技术门槛。我们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推进混合研究方法的利用效率。
第一，建立混合方法课程体系，培养掌握混合方法的研究人才。高校和研究机构应加强混合研究方法的培养体系，推动研究生及以上的学生和研究者掌握必要的混合方法技能。这些技能包括但不限于统计分析、案例研究、数据仿真、档案研究、地理空间分析、田野调查和大数据分析等。通过系统的课程学习和实践训练，培养一批具备混合方法研究能力的非洲研究人才。
第二，打通非洲研究基础知识，加强数据资源建设和共享。历史学为非洲政治研究的基本线索提供了非洲政治研究的最基础知识。对于这些基础知识，应在整合的基础上实现全国范围内的有效共享，消除知识和机构壁垒。同时，推动非洲政治研究的数据共享平台建设，整合国际公共数据库（如选举数据、冲突数据和国家治理数据）与中国学者的田野调查数据和特定领域的案例库等，为中国学者开展混合方法研究提供坚实的数据基础。
第三，打破学科界限，促进跨学科合作。区域国别学科为此提供了契机。目前，区域国别学仅限于授予经济学、法学、文学和历史学四种学位，应在此基础上继续放宽，探索可授予管理学、哲学和艺术学等更多学位的可行路径。通过打破学科界限，建立多学科研究团队，如将政治学、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学与数据科学相结合，共同应对非洲政治研究中的复杂问题。这种跨学科合作不仅能够推动混合方法研究的深化与实践，还能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第四，打破学术成见，建立方法包容的学术环境。混合研究方法发展的一大挑战在于囿于单一方法的“成见”，导致此类研究面临诸多困难。因此，需要打破学术成见，建立包容混合研究方法的学术环境。这包括在论文评审和学术评价中，对混合研究方法给予充分的认可和肯定；在学术交流和研讨中，鼓励不同研究方法之间的对话与碰撞；在学术资源和经费分配上，为混合方法研究提供必要的支持和保障。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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