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聚集地，一直在中国的对外交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回顾中国的非洲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绩，展望未来中国的非洲研究，应该以中非共筑现代化之梦为中心，在深入非洲、观察非洲的过程中，着力解答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过程中的重大发展问题，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提供智力支持。

　　历史回溯

　　1961年4月27日，毛泽东主席在会见非洲朋友时，曾经这样说过：“我们对于非洲的情况，就我来说，不算清楚。应该搞个非洲研究所，研究非洲的历史、地理、社会经济情况。”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相关学术机构开始推进这方面的工作，20世纪60年代前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成立了亚非研究所，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云南大学等高校也成立了专门研究非洲和中东的学术机构。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日益成功和中国步入世界政治外交舞台，中国学者的心态和观察世界的视角开始发生变化，这促使中国学者启动对中国问题与世界问题的新思考，包括对过去关注不多的亚非拉国家的研究。过去40多年来，特别是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建立以来，中国的非洲研究开始进入发展较快的时期。

　　研究特点

　　回顾中国的非洲研究发展历程，中国的非洲研究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非洲研究肇始于中非交往合作的实践需求。非洲研究是伴随着当代中国对非交往合作关系的推进，随着当代中国对非洲认知的拓展而逐渐成长成熟起来的。随着一大批非洲国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获得独立，非洲国家纷纷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中非关系成为当时中国打破西方对华封锁、重返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关键战略支点。在中非关系对中国日益重要的背景下，为了与遥远的非洲国家和人民交往合作，中国需要根据自己的现实需要来认识非洲、了解非洲，这就是中国非洲研究产生的最初动因。

　　第二，非洲研究的动力来源于解答中非交往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非洲研究具有十分鲜明的面向当代中国发展和中非合作关系需要的时代特征与实践特点。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了服务国家的政治与外交需求，非洲研究主要围绕非洲地区和国家的重大问题、热点问题以及突发事件展开动态性的专题研究。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随着非洲多个国家由一党制改为多党制，非洲研究主要聚焦于非洲政党与政治制度研究。中国企业走向非洲，需要了解非洲的经济情况，这一时期的非洲研究侧重于非洲土地制度、非洲经济改革、非洲经济的国际合作研究。21世纪以来，为了满足日益复杂紧密、形态多样的中非全方位交往合作的需求，非洲研究呈现出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齐头并进的良好态势。

　　第三，非洲研究理论创新的源头活水在于中非合作的实践。非洲研究理论的创新在中非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中不断发展。中国与非洲数十个国家有着丰富的合作形式，过去40多年，很多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设厂，20多年中非合作论坛的成功举办也保证了中非合作的机制化，折射出中非人民通过合作发展和共同探索汇集成清澈绵长的“源头活水”，滋润浇灌着中国非洲学的茁壮成长。

　　中国学术界围绕着对中国的发展、非洲的发展、中非全方位合作发展的直接观察与深入研究，以及对构成这种发展的基础与背景的世界历史、现代性和全球化现象的重新思考，问题意识与自主意识得以不断增强。在2024年召开的中非智库论坛上，中非学者联合发表了“中非达累斯萨拉姆共识”，针对当前全球面临的重大问题与挑战提出解决思路和方案。这是迄今首个诞生于南方而非北方强加的国际共识，表达了“全球南方”的共同心声，体现了“全球南方”国家对自身发展规律和前途更加自觉的认识。

　　展望未来

　　展望未来，非洲研究可重点探索如下三方面。

　　第一，从研究性质上看，经世致用的特色将更加明显。经世致用是非洲研究的传统。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向中国的非洲研究者发出了时代的召唤，中非携手迈进现代化更需要中国非洲研究界的智慧。非洲研究需在深入中非合作实践和非洲社会生活实践的基础上，更好地回应中非携手迈进现代化这一时代关切、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这一国家需求、中非28亿人民福祉这一社会需求。

　　第二，从研究区域上看，将更加重视采用多元方法研究中非双方面临的重大问题。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宣布将中国同所有非洲建交国的双边关系提升到战略关系层面，中非关系整体定位提升至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并提出中非携手推进“六个现代化”。这对非洲研究学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往的非洲研究多注重定性研究，对定量研究重视不足，这要求学术界对同中国建交的53个非洲国家进行综合性研究，利用新的多元研究方法，尤其是要将新的方法与非洲大陆上的小国弱国、内陆国、贫穷国进行结合研究。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需要从历史与现实、政治与经济、军事与外交、文化与科技等不同角度，研究非洲次区域，研究非洲各国的国情，尤其是要加强对非洲区域国别的“一区一策”“一国一策”研究。

　　第三，从研究议题上看，除了继续加强政治与经贸、和平与安全、教育与医疗卫生、治国理政和文明交流互鉴研究外，鉴于过去20多年来中国在非洲大陆推进了大规模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了巩固成果，需要做细做实配套项目以进一步激发其成效，这就需要重视非洲地理研究，尤其是区域地理与经济地理的研究。此外，中非合作有望在数字经济和科技创新等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实现变道超车。学术界应为此做好智力支持。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教授；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