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建设“数字中国”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总体规模占GDP比重为34.8%，到2021年则上升到39.8%，2022年则达到了50.2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0.3%，占GDP比重上升到41.5%。数字技术创新了劳动场景，创造了新的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拓展了劳动者收入渠道。世界银行发布的《2023年数字化进展与趋势报告》显示，在一些中低收入国家，网速、数据流量、数字应用方面的差距阻碍了部分个人和企业获得数字收益。2023年，高收入国家的固定和移动宽带速度中位数是低收入国家的5—10倍。而随着互联网普及，个人获得就业的机会最高可增加13.2%，企业总就业人数有望增长22%。

　　数字技术的渗透与广泛应用催生了数字平台经济组织方式。平台经济组织事实上属于一种数据提取装置，他们在数据加工基础上专注于提供网络基础设施和中介性服务，形成了诸如云平台、工业平台、产品平台等多种类型。

　　以外卖平台为例，平台不直接生产产品，而是通过数字技术将商家、消费者和外卖骑手连接起来，匹配多方交易需求，并依靠数据将传统市场中不可交易的服务转变为可交易的服务。因此，外卖平台的算法系统是面向骑手、消费者以及商家三方的，平台企业在采集这三方数据的基础上不断改进算法系统进而推动其迭代升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外卖平台需要综合和平衡平台上各方使用者——商家、消费者、骑手——的利益，在利益共识和信任基础上，才能在市场竞争中保障组织存续进而推动数字平台经济的有序发展。

　　外卖平台企业的算法系统重组了劳动力的组合方式，产生岗位创造效应，催生了外卖骑手这样的新职业群体。与传统企业的劳动力组织方式不同，外卖骑手与平台企业之间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雇佣关系，他们不是雇员，而是任务领取者、独立承包人。这种全新的劳动力组合方式也吸引了社会各界对外卖骑手的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越来越多的关注。笔者认为，外卖骑手被广泛关注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这个群体的规模大。据媒体报道，全国外卖骑手约有1300万人，且仍有增长态势。二是外卖骑手与人们的生活紧密相关。2020年以来，外卖骑手常被称为“城市摆渡人”，成为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三是这个群体的标签明显，因为他们依靠数字技术完成工作任务，常被认为是一群忙于生计且“困在”数字技术系统中的弱势群体。这三点既构成了外卖骑手等新兴职业群体之所以“新”的内涵，也成为他们被关注甚至被“凝视”的主要原因。

　　外界对骑手的凝视与想象

　　从理论上来看，外界“凝视”外卖骑手群体主要遵循两个逻辑。

　　一是算法逻辑，关注数字技术的岗位创造效应及其作用过程，集中讨论算法系统对外卖骑手劳动过程和劳动行为的形塑和监管作用。算法逻辑强调外卖骑手的劳动行为陷入“数字泰勒主义”之中，外卖骑手本身成为数字系统支配下只知完成固定任务的工具人。在算法逻辑视角下，算法技术被认为是由资本开发并为其谋利的工具，而外卖骑手在其中的利益诉求被漠视，其劳动主体性也随之被消解了。

　　二是骑手逻辑，主要关注外卖骑手在使用和适应数字技术系统的劳动实践过程中的能动性，强调骑手们会利用算法系统的盲点甚至漏洞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比如，外卖骑手如果因为某种原因未能将餐品按照约定时间送达，会与消费者沟通取得谅解后提前点击送达按键以此逃避算法的处罚。在骑手逻辑视角下，骑手利用算法技术的小智慧和主体能动性被重视，而且由于骑手工作与生活界限模糊的劳动特征，使其生活世界的状况也逐渐被关注。

　　事实上，我们的研究发现外卖骑手的劳动实践是多重面向的，算法逻辑和骑手逻辑都过于强调其中的一个面向，而忽略了数字系统与骑手主体之间的互构。如上文所言，外卖平台算法系统是面向三方的，消费者、骑手以及商家都会参与算法系统的建设，他们的行动数据和利益诉求会通过可计算的数学模型刻画和表达出来，从而解决外卖行业中的结构化问题。

　　骑手与平台的互构关系

　　就数字系统和骑手主体之间的关系而言，在具体场景中，二者之间同样存在着互构，这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骑手对数字技术的适应、吸纳和转化过程，使技术与自身禀赋相结合，并为自己的生计或发展带来机遇。由于外卖平台是一个连接外卖骑手、商家和消费者三方的多边市场，因此从平台生态的角度来看，算法系统在派单时考虑的是“全局最优”，需要兼顾骑手、消费者和商家三方的需求。但从骑手个体视角来看，外卖骑手追求的是“个人最优”，即在一定时间范围内跑最少的路、完成最多的订单，进而提升单位小时内的劳动收入。他们在跑单过程中追求“跑一趟”的性价比，即在同一时间段接到多个顺路订单，一次能完成多个配送任务。老骑手往往会通过“养系统”的方式有意识地将自己的行为数据投喂给算法，来告诉算法自己的跑单偏好，提升系统给他的派单数量和质量，从而避免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另外，目前的数字技术还无法获得现实世界中的所有数据，也无法实时掌握这些数据的动态变化，同时，手机等智能硬件设备也会出现死机、GPS信号弱等问题，所以骑手在使用这些数字技术软硬件时难免会感到“技术智障”。因此，他们需要自己熟练掌握配送区域内商家和顾客的位置、道路交通状况、商家出餐速度等信息，在接到订单的时候在脑海中快速规划出接取送餐的路线，并在抢单池中看看有没有路线上的顺路订单可以抢。外卖骑手在与算法系统打交道的过程中，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跑单技能，克服那些数字技术“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化被动为主动，在单位时间内多快好省地完成配送任务，获得更多的收入和更好的发展机会。

　　二是数字系统通过与骑手主体的协商和磨合，不断推进算法技术的更迭与升级，通过促使技术演进创新实现更高效、更具竞争力的人机互动结构。一方面，平台企业通过采集外卖骑手的劳动数据校正技术模型，通过骑手恳谈会、产品体验官等民主参与形式收集骑手意见，改进技术作用机制和利益计算模式，改善外卖骑手的劳动体验。另一方面，平台创新机制，将商家、消费者和骑手引入异常订单的纠纷处理当中，高效公平地处理多利益主体的争议。以外卖骑手的劳动评价为例，众所周知，消费者评价是影响外卖骑手收入的重要变量，很多人据此认为平台企业通过将消费者评价纳入算法之中，实现对外卖骑手的全方位控制。但实际上，为了减少恶意差评或甩锅、更好地保护外卖骑手的利益，从2020年开始就有平台进一步优化了算法系统，将AI审核和人工审核结合起来，以打造一个更为公平的算法系统。如果单一地依赖算法，很多商家或者消费者会运用话术欺骗算法，导致其做出错误判断。比如，如果遇到消费者投诉餐不好吃，商家可能会通过“骑手送太久，餐变味了”等理由把锅甩给骑手。因为当前技术很难将社会中的所有事物以及所有行为都数字化，所以算法能收集到的数据是有限的，很难识别在现实情景中究竟是谁在说谎。如果没有翔实的证据，在消费者的投诉和商家的辩解下，骑手的利益很可能受损。这种情况下，平台引入人工评审员机制，尽可能公平地处理此类异常订单的纠纷。根据该平台给出的官方数据，在外卖系统的评审团里，平均每天有12万评审员在参与投票，解决纠纷。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通过算法技术和骑手行为的互动，在二者之间形成了协同演进的关系结构，并以此推动平台型企业更好地发挥其共享和包容的本质属性，实现平台、骑手、消费者以及商家等多方利益诉求的平衡。

　　（作者系南开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天津市产业工人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