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加快构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体制机制”。这一决策显示了国家对数字经济的高度重视和战略定位。在数字经济的浪潮下，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结构正在经历一场根本性的变革，经济发展沿着“技术—生产—需求”螺旋上升的演进过程前进，经济结构从卖方主导向满足消费者需求为导向的买方经济转变，经济驱动力在传统的资本、劳动和技术之上增加了数据要素，开启了人类生活的新纪元。

　　“技术—生产—需求”的螺旋上升

　　传统经济主要用于满足人类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这一时期，生产大多依赖物理、化学等为基础的物质产品生产技术。21世纪以来，科技的进步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使人类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社会生活逐渐从“物资短缺、满足最低生存需求”迈向“生活富余、实现多样化需求”阶段。消费和生产之间的关系开始从“生产什么，消费什么”转变为“消费什么，进而生产什么”，信息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角色愈显重要。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信息技术赋能适应并促进了信息在经济中的作用，推动人类步入数字经济时代。从传统经济到数字经济，经济发展沿着“技术—生产—需求”螺旋上升的演进过程前进。

　　数字经济时代，消费者的偏好与需求将替代传统生产能力和商品供应能力，成为生产和服务提供方制订产品计划的重要依据。这类经济活动在整体经济中占比的日益提高也使得对这部分需求的满足愈发受到企业的重视。同时，消费者也能够在需求被满足的愉悦中探索其他需求，从而推动形成“需求—满足—更高需求”的正反馈。满足上述经济活动是数字经济的核心，精神产品的创造和生产成为数字经济超越传统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的优势所在。从本质上看，数字经济是买方经济与数字技术协同演进的新型经济形态，推动经济结构逐步转向满足人类高端需求，以适应消费升级和技术进步带来的新需求。

　　从卖方经济到买方经济

　　在农业经济时代，家庭和小规模农业占主导地位，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占比普遍较高。例如，新中国成立之初，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51%，农业劳动力占比为83.5%。这一时期，劳作技术的不发达导致生产效率低下，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供应有限，居民生活水平受到自然环境影响，难以有效应对饥荒和灾害，生活水平普遍较低，人们主要依靠自给自足的方式满足基本生活需求。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速，经济结构转向工业经济，农业占比下降，工业占比上升。统计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47.7%稳步上升，并在一段时间内保持较高水平。美国工业占GDP的比重在1973年达到顶峰，约为30.57%。在这一阶段，制造业和重工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带动就业和生产效率提升，居民的生活需求得到更全面的满足，商品种类和质量有所改善。然而，市场呈现卖方经济特征，商品供给短缺时有发生，且同质化严重，限制了消费者选择，创新和品牌价值增长缓慢，难以满足多样化需求。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后，经济结构发生了更深刻的转变，服务业和数字经济崛起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统计显示，2020年美国的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已超过80%，而在中国，2019年服务业首次超过工业，占GDP的比重达53%。数字经济不仅丰富了产品和服务种类，还增强了市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选择，推动经济模式从卖方经济转向买方经济。数字经济时代，消费者更加重视产品的质量而非数量，关注产品能否满足自身的精神或者情绪需求而非生存需求，“社会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成为消费者关注的重点。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愿意且能够为满足这些需求付费，且他们对这些需求的支付意愿往往远远超过对基本需求的支付意愿。例如，人们在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体验、在线高端教育和医疗服务以及智能家居和物联网等方面的支付往往远超过去一年甚至数年在食品方面的支出。

　　数据成为核心驱动力

　　在农业社会，农业活动构成了社会经济的基础。农民通过对土地的耕作与管理，直接参与物资和食品生产，因而劳动力与土地资源的有效配置与使用是推动农业经济社会整体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转变，人类经济生活方式由18世纪以前的农业经济形态转变为以机械化生产为主的工业经济形态。在这一阶段，生产方式明显聚焦于对能源和资源的开发及利用，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离不开资金的支撑，财富积累不仅和劳动力相关，更与资本规模和技术先进性密不可分。因此，资本和技术成为工业社会不可或缺的核心生产要素，生产关系遵循规模报酬不变和边际收益递减的发展规律。根据库兹涅茨对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的研究发现，欧洲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前后的一个世纪中，人均产量差距接近5倍，而这一差距在1770年后的两个世纪内尤为显著，发达国家的人均产量大约是农业经济时期的10倍。由此可见，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经济增长在人均产量增长率提升方面展现出显著优势，因而工业经济是同农业经济相比效率更高的经济形态。这种高效率主要源自劳动力和资本质量的改进，在改造完毕以后经济形态由最初的农业经济逐步演化为包含农业和工业的二元结构，并最终实现了向工业经济的全面过渡。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创新发展，尤其是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以数字化知识和信息为核心要素的生产方式带来了经济形态的又一转变。泰普斯科特在《数字经济时代》中将继工业社会之后的新型经济形态称为数字经济。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信息的流通和处理促成了市场交易的形成，并逐渐成为经济活动的核心。数据作为信息的载体，已成为实现市场交易和经济活动的关键生产要素。与传统经济生产方式中边际成本无法趋近于零的规律相比，数字技术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虚拟性和可复制性，使得信息和数据的传播与应用变得极为高效，呈现出边际成本递减并趋近于零的显著特征。尽管研发成本及特定设备等固定成本构成了沉没成本，但数字经济中的技术多呈现为知识产品，一旦技术研发成熟，随之产生的额外知识产品生产所需的边际成本也会显著降低，并接近于零。与传统生产要素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不同，数据要素还呈现出边际效用递增的特征。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信息挖掘在数字经济中所起到的核心作用，数据量越大其中信息的异质性越大，信息挖掘得到的价值越大。因此，在数字经济中，数字技术的边际成本递减和边际效用递增规律不仅吸引了更多的市场参与者，也提升了价值创造能力，进一步推动创新和提高效率，并带来市场的“创造性破坏”。

　　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再到如今的数字经济，每一次经济形态的转变都伴随着生产方式的革新和效率的提升。这些变化不仅推动了经济增长，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经济结构。与传统生产方式不同，数字经济依托自动化和智能化手段，有效替代了传统的脑力劳动，从而提高了决策的效率和准确性。同时，数字经济能够精准识别、预测并挖掘潜在需求，甚至主动创造新需求，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个性化和定制化的产品与服务。这一新型经济形态标志着经济模式从传统的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也充分体现了数字技术与经济活动的深度融合。认清数字经济背后的经济驱动力和经济结构的变化趋势，有助于制定正确的经济政策，推动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增长。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