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的中国经历了晚明大变局与清朝大一统国家的重塑，社会对于航海贸易的需求与日俱增。李旦、郑芝龙等一批具有传奇色彩的海上冒险家在那个时代走向了历史舞台的中央。与此同时，追求商业利益与传播基督教义的企图也使得一大批欧洲商人与传教士前赴后继地踏上前往东方世界的航海旅程。中国与欧洲古老文明的交流互鉴至此变得日益频繁，掀起了一段波澜壮阔的中西方文明交流史。

　　17世纪，随着中国与欧洲的商人与传教士不期而至地相遇，他们互通有无、交流思想、传播知识，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其前身可追溯到由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Matteo Ripa）建立的中国学院，由此揭开了中国语言文化在意大利乃至欧洲传播的新篇章。可以说，中国学院成为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以及欧洲国家了解中国的窗口。

　　17世纪，有大批欧洲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尽管他们只是历史洪流中微不足道的个体，他们所经历的也只是碎片化的历史事件，但他们所留下的一封封文书成为今天我们揭开这段尘封的中西方交往史的重要历史文献。这些文献不仅反映出这一时期中国所经历的历史变革，更记录下中国与欧洲在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与碰撞。

　　17世纪前往中国的欧洲传教士维托里奥·里奇（Vittorio Ricci）是晚明著名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的族人。1655年，里奇抵达厦门，与郑成功相遇，并留下了他与郑成功相处的文字记录，成为郑成功研究的重要历史文献。里奇得到了郑成功的优待，并被获准在厦门开展传教活动。此后，里奇成为郑成功与西班牙人之间的重要外交斡旋人。他不仅促成了1656年西班牙代表团到访厦门，更是在1662年郑成功战胜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后，被派往马尼拉，成为其与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机构交往的联络人。

　　里奇与郑成功的相遇，或许只是波澜壮阔的历史潮流中的一朵小小浪花，但它却为我们深入了解中国与欧洲的文化交流提供了研究契机。里奇留下的丰富的历史文献，现藏于菲律宾圣托马斯大学图书档案馆。这些传教士从欧洲来到中国，记录下他们与中国不同人群相遇的经历，推动了中西方文明交流互鉴，并成为今天我们了解中国、研究中国的重要途径。

　　（作者系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东亚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