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尼亚位于欧洲东南部，自然条件优越，资源丰富且风景秀美，有着“天堂一角”的美誉。罗马尼亚前驻华大使维奥雷尔·伊斯蒂奇瓦亚-布杜拉（Viorel Isticioaia-Budura）既是一位外交官，也是一位中国文化研究者和传播者，他曾将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翻译成罗马尼亚语，介绍给本国人民。围绕他与中国的缘分、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解读、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的合作等议题，笔者采访了维奥雷尔·伊斯蒂奇瓦亚-布杜拉。

　　对中国的兴趣产生于知识领域

　　曲岩：您与中国缘分很深，能不能请您简单介绍一下这种缘分是怎样开始的？

　　维奥雷尔·伊斯蒂奇瓦亚-布杜拉：我个人与中国的关系很简单。20世纪70年代初，还是一名青年大学生的我读到了罗马尼亚作家、文学史家乔治·科林内斯库（，1899—1965）于1955年出版的《我在新中国》一书。我怀着极大的好奇心阅读了书中内容。科林内斯库写道：“在新中国度过的这些时日让我们意识到，展现在我们眼前的现实是多么丰富，而我们为深入准确地理解它所做的准备又是多么不足。最后我得出了一个令人欣慰的结论：见识过中国的人，无论多么短促，都比根本没有见过中国的人更能理解它。如今我们精神饱满地归来，对中国人民及其领导人充满钦佩。”我认为这本书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且被那些充满强烈情感、文学色彩浓厚的描述所吸引。之后，布加勒斯特大学哲学系开设的世界哲学史课程为我打开视野，让我看到了中国的传统智慧和古典思想。所以我对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兴趣最初是在知识领域产生的。

　　生活中常有这种事，人们会踏上一条完全确信的道路，并且毫不犹豫地作出理性抉择。我就是这样选择了到中国上大学的道路。1973年我同意前往中国。我在各个大学的学习时间相对较短，先在北京语言大学读了一年，那时叫北京语言学院，然后在南开大学读了近两年，最后在北京大学读了一年。

　　对我来说，真正与中国有关的外交生涯开始于1985年。是时，我到罗马尼亚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担任新闻专员。当时，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正经历着非凡的发展历程。

　　我慢慢领略并欣赏着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和文明地标。直到今天，这些地标对于那些有耐心去寻找的人来说仍然是真实的、充满魅力的。因为职业的关系，我对亚洲的兴趣加深，继续在那些具有区域性和国际性重要地位的城市，包括首尔、东京等担任外交官。

　　事实证明，在任何地方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都是外交关切和重要主题。在北京积累的经验提升了我在外交方面的职业素养，也是我外交生涯中的一笔宝贵财富。这正是为什么近年来我用罗马尼亚语出版了三本书，尝试以不同的叙事形式回忆过去，向公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展示外交官在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积累的见闻和经历的事件。这三本书分别是2021年的《看亚洲——一名大使的回忆》、2023年的《亚洲的四季》和2024年的《没有人能逃脱外交——一名大使的思考》。

　　中国新经济模式涵盖对国际环境变化的回应

　　曲岩：您一直关注中国的发展变化，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请问您对此有何解读？

　　维奥雷尔·伊斯蒂奇瓦亚-布杜拉：我在中国的经历和我熟识的外国外交官在研究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时的认真态度，都让我认识到中国的政治生活和社会发展道路有一个显著特征：这个伟大国家的领导人具有一种能力，那就是评估每一阶段状况的能力，并以个人和团队的方式深入耐心地形成对这些发展阶段的判断和定义，讨论并采取适当的发展策略。

　　我注意到了这样三个方面：政治分析的可信性和对当前经济挑战的判定、拟议解决方案的具体性质、一揽子措施的总体一致性。从外部观察者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这一论述就是关于改革道路并确认其延续性的全面丰富的答案。复杂的发展变化以深远而消极的方式让国际环境日趋碎片化，中国新的经济模式涵盖对这些变化的必要回应，即高质量发展理论和对新质生产力的关注，重视绿色经济、发展有弹性的供应链，明确表明确保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政治意愿。

　　在我看来，并非所有外部观察者都有耐心梳理并尝试深入理解改革清单的实质内容——教育和工业技术创新、城乡一体化发展、税收制度改革、加强宏观经济治理、形成全国统一市场、扩大内需、减少不平等、完善社会服务。西方的反应让我意识到，西方对相关理论和中国模式的研究不仅是肤浅的，而且从本质上看，这种反应带有批判之声。在我看来，经济政策方面的某些声音令西方感到恐惧。例如，强调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引导作用，优先考虑将投资和生产作为增长动力，继续支持国有企业，关注全球经济碎片化并建议逐步扩大中国市场准入，关于国家安全的广泛讨论，以及将经济政策与安全考量相结合。为什么？因为在欧洲—大西洋世界的许多地区，决策者仍在寻找类似的政策，从而可以恰当应对改革和发展的需要。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提出的理论将“改革开放”视角的基本维度、市场的作用以及西方观察家也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强大的科技创新战略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是如何实现的值得研究。

　　有必要维持和深化次区域合作

　　曲岩：在担任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期间，您亲力亲为推动了中罗双边关系的发展，您如何理解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合作的发展？

　　维奥雷尔·伊斯蒂奇瓦亚-布杜拉：我有机会在不同时期担任罗马尼亚驻华外交官，这些时期对两国关系历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并且许多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都发生在相关时期。基于这一经验，我认为，必须基于其具体内容和面临的挑战去界定和理解中国同中东欧国家之间的关系正在经历的发展阶段。

　　中东欧地区保留着与西欧地区完全不同的鲜明地缘政治特征，并且受到本地和域外因素的复杂影响。对中东欧国家来说，过去遗留的族际间和宗教间紧张关系依然存在；融入欧盟的进程相对不完整，而且是选择性的有限参与；社会经济发展总体水平以及工业和地方基础设施吸收必要投资的能力有限且不平衡。此外，中东欧地区还是美国、欧盟、俄罗斯和土耳其争夺政治、外交和地缘战略影响力的“战场”。

　　在此背景下，我相信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关系涉及三个方面。首先是过往拥有的友谊持续提供积极因素。大多数中东欧国家都继承了与中国的传统友谊，尽管在某些情况下，在某些历史时期，经历过意识形态紧张和有争议的时刻。但在双边关系的历史长河中，仍然很容易找到团结、理解和相互尊重的时刻。

　　其次，北约和欧盟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加入北约和欧盟的进程让一些国家面向西方，极大地重塑了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结构和国家议程。至少近30年来，精英培育、决策者遴选、外交关系选择和政策制定都是以西方为指南针。这些国家的经济贸易结构和政策已经调整，以应对与西方的连通性和互补性。罗马尼亚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

　　最后，就个人而言，我仍然坚信有必要维持和深化次区域合作模式。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的优点在于，中东欧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殊需求已经受到了关注。中东欧是不能与西欧混为一谈的，也与西欧毫无相似之处。这一模式探索多层次的合作领域，尝试在中东欧国家真正有迫切需要的领域（基础设施、电信、贸易）提供支持和促进共同利益的实现。我相信，我们有责任持续不断地努力发掘相关次区域合作议程。同时也必须看到，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关系不可能绝对独立于中国与欧盟的关系，而这一关系目前正处于越来越积极的调整阶段。

　　曲岩：在新作中，您分享了对外交工作的理解与感悟，并用大量篇幅向罗马尼亚读者介绍您对中国的看法，比如您提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欧盟“全球门户”计划的关系，请问您如何看待现在的中欧关系？

　　维奥雷尔·伊斯蒂奇瓦亚-布杜拉：欧盟已经进入一个面临经济和战略严峻挑战的阶段。欧盟面临的选择中充斥着问题，并没有为它所需要的内部改革提供解决方案，反而削弱了它的适应性和进步能力。这些年来发生的事情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因为对集体智慧，人们应该期待的是更平衡、更富有启发性和判断力、更明智的策略和选择。我不是欧盟内部问题专家，但我曾担任欧盟外交官员8年，并曾担任欧盟对外行动署亚太总司负责人，我观察并部分了解欧洲机制的运行模式。然而，我仍然很难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滑坡。很有可能是，至少部分原因是由于回归到满是强烈意识形态考量的判断和政治选择上。

　　现在看来，我们正进入这样一个阶段，能源、社会经济领域日益严峻的困难引发了担忧和恐惧。尤其是对西方大型经济体而言，这种演变的影响之一是，在关注与中国的关系和交流的同时要重新考虑真正的优势和机遇。欧盟必须认识到，它需要与中国的贸易往来：敏感工业生态系统所需的200多种产品来自中国；药品、化学品及相关原材料，包括镁、永磁体、光伏电池、抗生素、激素等90%都依赖中国。

　　罗马尼亚参与的多边结构（北约、欧盟、经合组织）确定并采取的政策将必然导致其对华战略的调整。2023年至2024年，欧盟成员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长和贸易部长对中国进行访问，双边交往丰富而密集，表明根据国家利益和目标的个性化，其对华关系在发展。我们应审视这样的趋势，确定符合欧盟和北约对华战略总体框架的合理解决方案和目标，使欧洲国家更加灵活，并重视双边交往的务实性。就个人而言，对中国与欧盟关系一直以来的实质性前景，我是感到适度乐观并抱有希望的。

　　以开放的心态了解中国是在投资未来

　　曲岩：您退休之后一直活跃在教育领域，能否为读者介绍一下罗马尼亚的大学生是如何看待中国的？

　　维奥雷尔·伊斯蒂奇瓦亚-布杜拉：在完成驻外外交任务返回布加勒斯特后，我很高兴受邀在各大学和学院举办有关中国和亚洲国家以及相关国际问题的课程或讲座。我一直在执行这项任务，并高兴地注意到年轻一代非常乐于了解世界其他地区。大多数年轻人期望了解维护国家利益的具体方式，以及每个民族通过发挥与人类遗产有关的传统、历史和文化价值观的潜力所取得的成就。与此同时，我发现了一些让我感到悲伤的问题。就是在熟悉的区域内，舒服地原地不动，以及一种狭隘的、局限于西方社会价值观和文化圈子的知识接受能力。许多年轻人——高中生或大学生、研究人员或教师，会说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在欧洲或美国的大学学习。他们的知识和能力范围几乎自然而然地局限于西方世界，以及西方世界对地球其他地区的看法之中。一些受过西方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对其他地理区域知之甚少，对亚洲的广阔和多样性，特别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及其取得的巨大进步了解不足。

　　矛盾的是，随着了解信息和自我教育的开放性和可能性大大增加，虽然存在盎格鲁—撒克逊媒体铺天盖地的陈词滥调和先入为主的影响，一些年轻人仍在不断努力了解世界其他地区的现实。说到中国，那些陈词滥调带来的压力是巨大的、压倒性的。这就是为什么当他们了解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范围、高铁的性能、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情况——跨越海域的桥梁、电动汽车的新车型、通信技术的进步或太空计划时，会感到惊讶。年轻人受到片面的、危言耸听的新闻轰炸，当了解真相后，他们感到震惊。当他们看到罗马尼亚狭窄而拥挤的道路，看到以平均时速40公里行驶的破旧铁路，看到贫困现象重新出现在罗马尼亚乡村，他们感到羞愧。当然，他们相信罗马尼亚所拥护的价值观和原则，并为此选择了融入北约和欧盟的道路，但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这些选择没能带来相应的、成比例的、可预测的社会经济进步。对于年轻一代来说，与西方社会互动是明确而根本性的选择。令他们不解的是为什么它不充分、不完整，也不能确保自然而然地实现进步和繁荣。

　　欧洲—大西洋地区的战略复杂性、国家利益的辩证关系以及这些利益几个世纪以来所涉及的力量博弈，都远离了年轻一代的视线。认识的单一性不允许他们全面正确地看待国际社会、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和地球的幅员辽阔。因此，未来应以更大的意愿和决心促进中罗关系中教育领域的交流以及增进相互认知。

　　年轻人拥有新鲜感、开放性和接受度，以及超越地理和政治视野限制的愿望。尽管存在限制和扭曲，但罗马尼亚年轻人越来越多地发现中国是一个积极和有建设性的地方。发表演讲时，我总会在快要结束的时候告诉听众：谁以开放的心态了解中国，与中国合作伙伴打交道，谁就投资了未来。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转型和一体化理论研究室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