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经典在文学传统的美学经验、诗性智慧与文化内涵的不断沉淀和丰富中呈现，艺术上具有“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的典范性、权威性。经典文学中超越时空的人物形象以不朽的力量形成文学精神谱系和社会动态图谱，启蒙民众、滋养道德。

　　历代中华各民族作家、民间文学作者创作的民族文学经典，在生生不息的传承中参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建构。20世纪以来的民族文学经典曾负载着革命与国家建设等使命，红色文化书写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文学经典中的红色文化既接续传统文学经典，又融合时代精神，在传承民族文化过程中不断创新。

　　红色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语境中生发，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升华，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进程中更新、完善、熔铸而成，在与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认同相共情的过程中，成为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纽带。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通过民族文学经典传播中国文化形象，推进民族文学经典中红色文化的当代传承与域外传播，贯通红色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对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国际接受和认知意义重大。

　　红色文化的民族化特征与当代传承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歌颂民族团结进步，一度成为民族文学创作的主旋律，这是民族文学经典与红色文化的深度互动。民族文学经典中的红色文化书写表现为民族作家对奋斗历程的文学性转化，由此形成的集体认同构筑了中华民族坚实的共同体意识。

　　“爱国主义”是民族文学经典一以贯之的主题。在面临民族危亡的时刻，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共同御敌。例如，满族作家为推动东北现代革命文学的萌生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舒群、马加、端木蕻良、金剑啸等开创了抗战文学的先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民族团结一心建设新中国，各民族发生的历史变革在民族文学经典中有着持续生动的呈现。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和新的现实相结合，促进民族文学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团结友爱新型民族关系的建立以及时代新人的相继出现，对新生活方式的探求与对自然风光、风俗习惯的描写在文学作品中交织，构成多姿多彩的文学画卷。

　　红色文化见证了中国革命及建设的历程，为民心凝聚和民族团结提供了有力支持，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到新时代，中华民族对民族复兴伟业的认同形塑了一个观念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文学经典中的红色文化书写是民族性、时代性、人民性紧密结合的生动体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

　　民族文学经典中红色文化的民族特征体现在从民族特有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情感模式、语言习惯、文学技巧等方面彰显民族风格，特别注重人物形象和民间艺术的史诗传统，发掘革命叙事的脉络，凸显民族文学革命书写中丰富的红色文化表现形式，呈现红色文化的民族化特征。民族文学经典在艺术上注重故事性，构思巧妙，情节曲折，善于将曲折的故事和人物的内心活动相结合。

　　民族文学经典中的红色文化的民族特征还体现在对民族传统的艺术开掘，在文学中呈现本民族的生活历程和文化流变，本民族人民的思想情感和文化性格、审美习俗和语言表达、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融汇于作品的艺术形式和情感内蕴中，使诗意盎然的抒情笔调与民族民间故事的文学传统和新的现实融为一体。此外，大量民族民间谚语、格言、民歌，巧妙的比喻，呈现出独有的民族语言风采。

　　文学在传承红色文化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重读民族文学经典中的红色叙事，在回顾历史的同时展望未来，以更加开放、多元的视角理解和塑造中国故事，不仅能探寻民族精神与红色文化的新活力、加强民族认同感，还可以通过阅读推动沉浸式体验，赓续民族文学经典中的红色文化根脉，推进国家历史记忆与文化传统的重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红色文化的世界性与域外传播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发展的影响有史可鉴。同样，中国的红色文化承载着中华儿女的革命信念、精神与英雄事迹，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珍贵记忆和中华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族经典与红色文化的互动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内在思想源泉构筑起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具有世界性特征。与世界文化互动和对话的红色文化，以世界红色文化为参考，构建和发展中国红色文化的主体性。

　　1945年10月，由延安鲁艺师生组建的“东北文艺工作队”到达沈阳，满族作家舒群担任团长，颜一烟为团员。作为女作家，颜一烟把延安秧歌剧带到东北，对推动东北新秧歌运动发挥了积极作用，她于1948年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中华儿女》，拍成电影之后，曾荣获“第五届国际电影节”自由斗争奖，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影片。1949年7月，中国共产党派出的中国青年文工团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办的第二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演出了秧歌剧《牛永贵负伤》《十二把镰刀》，独舞《牧马舞》、双人舞《希望》、民乐合奏《放驴》、集体舞蹈《大秧歌》《胜利腰鼓》、郭兰英独唱《妇女自由歌》，李波独唱《翻身道情》等，受到国外观众的热烈欢迎，部分作品还获得联欢节的奖项。

　　以丰富的革命历史、英雄人物和卓越精神构成的红色文化，为民族文学创作持续提供动能、主题。不同时代造就不同的英雄，革命、建设、改革、新时代等不同时期出现的革命英雄、党员干部、先进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文学经典中的英雄形象谱系是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彰显着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底色。中华民族不同时代的英雄传承着共同的民族基因，形成生动可感的示范与激励。民族文学经典中的红色文化书写包蕴着东西交汇的时空意识，生动展示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民族地区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壮丽图景，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品格、思想内涵和艺术魅力。红色文化从世界传入中国，经过多层次的互动过程，又从中国进入世界，展示出中华文化独特的魅力。 

　　讲好中国故事是提升文化传播效果的最佳方式。具有红色文化特质的民族文学经典，表达了人类的普遍价值，实现了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交融汇通，可以通过情感的代入点产生共情与共鸣，在跨文化之旅中使中国文学融入世界文学，从而促进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和中外文化平等交流，在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交往中建构和形塑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通过文学作品的传播，红色文化得以跨越时空，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个体与集体的桥梁，从而在新时代语境下继续铸就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

　　随着国际中文教育实践和学科研究的深入延展，新时代国际中文教育的传承与传播需要探索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研究，以提升中文的国际学术话语权，增强中文活力，深入阐释中华文明，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中外文明互鉴。民族文学经典中的红色文化的域外传播依托国际中文教育专业学位类别下设的专业领域或研究方向，通过“中文+”的教学模式，展示好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有利于丰富国际中文教育的学科内涵，拓展学科边界，扩大研究范围，不断完善学科理论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

　　红色文化作为人的内在生命和精神追求，是沟通中国与世界的桥梁。红色文化塑造着民族文学经典的品质，丰富其生产环境、运行方向和传播方式。梳理民族文学经典中红色文化叙事的历史谱系，增强红色文化精神的内在动力，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的民族性自觉与世界性观照，在世界范围传播中国红色文化的思想，为人类的和谐稳定发展发挥作用。

　　民族文学经典中的红色文化书写内在地、直接或间接地更新了文学性的内涵，经典具有实践品格，民族文学经典中的红色文化传承从文学语言、人物形象等方面以具体实践丰富了文学性观念，也可视为一种民主化、大众化的文学实践。民族文学的经典化过程反映出民族作家对红色文化的理解、接受、丰富过程，充分认识民族文学中蕴含的丰厚红色文化基因，推进民族文学经典中红色文化的当代传承是新时代赋予的使命。

　　在新时代背景下，重读民族文学红色经典，是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立体、多元的中国的重要途径。民族文学经典中的红色叙事，以深刻的历史背景和丰富的文化内涵相互映照，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的叙事。它们不仅记录了革命战争、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建设等重大历史事件，也反映了民族地区在党的领导下实现社会变革的生动实践，激励着人们为共同的理想和目标而奋斗，展现了民族精神的传承和发展，构筑起立体多维的红色文化价值合体，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文化体验和深刻的思想启示。 

　　充分阐释民族文学经典中的红色叙事，通过红色文化研究、阐释中国革命叙事，可以推动中国特色文学研究学科体系的构建。通过民族文学经典的传播，红色文化得以跨越时空，在开放式的相互转换与生发中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个体与集体的桥梁，从而在新时代语境下继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民族文学经典中的红色文化传承研究”（23&ZD291）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