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机制体制,进一步提出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国务院于2024年8月发布《关于以高水平开放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为新形势下我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和具体路径。
夯实服务贸易产业基础
要夯实服务贸易的产业基础,首先要实现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为服务贸易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当前,我国服务业发展质量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以及服务业就业的贡献率均低于发达国家。因此,需要创新发展服务业,促进服务业转型升级,推动服务行业间的融合,充分释放服务贸易发展潜力。数字经济的发展以及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不断创新与应用,增强了服务的可贸易性。因此,还可在国家数据跨境传输安全管理制度框架下,通过开通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等措施,推动数字技术与服务贸易深度融合,提升服务贸易数字化水平。
还要进一步认识到,制造业是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基础。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相伴相生,国际运输、保险、咨询、租赁、销售等服务活动构成了货物贸易不可或缺的“纽带”。货物贸易能够带动服务贸易发展,先进制造业发展是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提升服务贸易竞争力,需要充分发挥我国制造大国和货物贸易大国的优势,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将“中国制造”与“中国服务”有机结合、共同推进。
促进服务贸易结构优化
我国在全球服务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服务贸易规模位居全球第二,但是服务贸易总体仍处于逆差地位,服务贸易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不容忽视。我国服务贸易行业结构有待优化,旅游和运输等传统服务贸易的占比过高且持续增长,而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和数字服务贸易的占比低,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服务贸易的区域发展也存在不平衡,东部地区服务贸易占据主导地位,中西部地区服务贸易发展相对滞后。服务贸易主要伙伴国多集中在欧美地区,且前十大服务贸易伙伴国(地区)占服务贸易总额70%左右,服务贸易集中度偏高。因此,加快发展服务贸易需要在重点领域创新发展,强化服务贸易区域合作,拓展服务贸易国际合作。
针对服务贸易行业结构的问题,要重视增强国际运输服务能力,提升旅行服务国际竞争力,提升传统服务贸易发展质量。对于武术、中医、中餐等传统优势服务产业,要继续提高特色服务的出口竞争力。除传统服务贸易外,还要积极拓展新的服务贸易领域,如农业、教务等服务贸易。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要优化服务贸易行业结构,就要大力发展生物医药研发外包、数字制造外包,支持云外包、平台分包等服务外包新模式,加快实现服务外包高端化发展。增强服务贸易出口的同时,还要扩大国内急需的生产性服务和优质生活性服务进口,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针对服务贸易区域结构的问题,在国内,需要发挥试点城市和地区的示范引领作用,培育一批服务贸易标杆城市。重点支持中西部与东北地区构建内陆多层次开放平台,推动优势特色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强化服务贸易区域合作,发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区域优势,建设区域性服务贸易发展公共平台,鼓励建立服务贸易跨区域协作机制。在国际上,要实施服务贸易全球合作伙伴网络计划,巩固重点合作伙伴,积极开拓新兴市场。加强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合作,在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机制下进一步扩大合作领域。总而言之,要促进资本、人才、技术、数据等资源要素在国内区域间以及国际间高效合理流动。
推动服务贸易制度型开放
服务具有无形性、行业差异性、自然垄断性和战略性等特征,可以通过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四种提供方式实现服务贸易。因此,服务业开放场景与传统货物贸易开放相比,从“边境上”延伸至“边境后”,服务业天然需要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世界贸易报告2019》显示,国际服务贸易的交易成本是货物贸易成本的两倍,其中成员内部规制因素带来的成本占40%,制度限制产生的额外交易成本会造成巨大的隐形贸易损失。
推动服务业制度型开放需要采用市场化和法治化手段持续推动制度创新,以深化服务业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首先,加强规则对接和规制协调。高质量实施已有区域经贸安排中服务贸易开放承诺和相关规则,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规范服务领域许可、资质和技术标准,简化许可审批程序,推动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其次,不断优化各项服务贸易制度。以建立健全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为抓手,有序扩大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对外开放平台先行先试的制度优势,增强其在服务贸易上的引领作用;加快探索风险管理和监测预警机制,完善跨境服务贸易全链条监管。最后,完善服务贸易发展支撑体系。增强财税、金融、开放和人才、创新等政策联动性,建立并不断完善促进服务贸易发展的政策体系,形成政策合力。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服务业扩大开放、效率与产业安全协调发展政策研究”(20210052)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