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3月，一本售价仅10美分的漫画横空出世。封面上，一位身着星条旗制服的超级英雄正向希特勒挥出重重一拳。这个名为“美国队长”的角色诞生之时，珍珠港事件尚未发生，美国也尚未正式参战。这期漫画却创下了惊人的百万销量，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美国民众的参战意愿。作为一个文化符号，“美国队长”从20世纪40年代的战争漫画到21世纪的漫威电影，逐渐成为美国自我想象的投射。他见证了美国从孤立主义向全球主义的转变，也在历史变迁中不断审视这一角色带来的光荣与困境。

　　“美国队长”的塑造承载了美国精神的核心想象。作品中，这位英雄原名斯蒂芬·罗杰斯，虽然因身体瘦弱而无法参军，但坚定的爱国信念与无私奉献的精神打动了厄斯金博士。后者为他注射了超级士兵血清，使他成为力量与道德的完美结合体。血清不仅强化了他的身体素质，更放大了内在的正直与无私品格，展现出成功与个人奋斗、品格及国家支持之间的紧密联系。“美国队长”的标志性武器盾牌也蕴含深刻的象征意义。与攻击性装备不同，盾牌的防御特质恰好呼应了美国自诩的“良性霸权”形象，象征它致力于成为和平与正义守护者的意图。这一形象契合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构建国际秩序的理念，进一步凸显了它“自由世界守护者”的身份认同。

　　随着历史的推进，“美国队长”的叙事愈发复杂，尤其在冷战时期，他的故事从单纯的战争宣传转向了更加丰富的地缘政治和社会叙事。二战初期，“美国队长”的形象频繁出现在对抗威胁西方民主的场景中，成为了一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文化符号。然而，这种僵化的意识形态表达很快得到调整。创作者通过将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队长”设定为冒充者，巧妙地传达了对麦卡锡主义的批判，同时将真正的罗杰斯设定为处于“冰封状态”，为角色的重新定位预留了空间。

　　时间来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因民权运动和文化变革经历了深刻转型，“美国队长”的叙事也随之调整。他与非裔英雄“猎鹰”的合作成为这一时期的亮点，不仅回应了民权运动的呼声，而且通过描绘两位英雄携手打击社会不公的故事，凸显了平等与合作的价值。在一些情节中，他们揭露了纽约贫民区的腐败和种族不平等问题，为“美国队长”注入了更深层的社会责任感。进入越战时期，“美国队长”的叙事进一步转向对国家政策的反思。在“秘密帝国”故事线中，他揭露了政府高层的腐败，并因此暂时放弃了“美国队长”的身份，改以“游侠”的形象继续行动。这一情节直接映射了当时美国社会对越战和政府合法性的普遍质疑。

　　“9·11”事件让美国的国家安全环境发生了重大转变，“美国队长”的形象也随之改变。他不再只是对抗传统国家敌人的超级英雄，而是要面对更加模糊复杂的全球恐怖主义威胁，这恰恰反映了美国作为单极大国的治理困境。漫画中，“美国队长”站在纽约废墟前的场景回应了“9·11”带来的国家创伤，但叙事并未停留在复仇层面，而是探讨了暴力循环与跨国正义的复杂性，折射出美国在反恐战争中面临的道德与治理挑战。这一时期，“美国队长”逐渐直面美国的“帝国身份”。在中心镇的情节中，“美国队长”发现这个看似平静的地方实际与军工企业的全球扩张密切相关，了解到小镇边缘的军工厂生产的地雷曾导致许多儿童伤亡。这个发现让他不得不思考“我们是因为自由和富足而被仇恨，还是因为我们的光明也投下了阴影？”通过这个故事情节，漫画展现了美国“军事—工业复合体”在全球化中的争议性角色，也让“美国队长”不得不在道德与国家利益之间作出抉择。漫画通过展现“美国队长”的内心挣扎，反映了美国作为全球秩序维护者的内在矛盾：一方面，美国试图维持全球和平；另一方面，美国却无法摆脱自身权力使用带来的负面效应。通过这些叙事，“美国队长”不再只是单纯的爱国主义象征，而是成为思考全球正义与权力伦理的道德主体。这种角色的调整，不仅反映了美国地缘政治战略的变化，也体现了流行文化对当代国际关系的深刻回应。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和国际格局的多极化发展，“美国队长”的叙事呈现出新的复杂性。在漫威电影的世界中，他的形象不再局限于单一维度的爱国主义符号，而逐渐转变为一个在全球治理与国家利益之间寻求平衡的角色。这一转变在《美国队长2：冬日战士》和《美国队长3：内战》中得到了充分展现。

　　在《冬日战士》中，神盾局被九头蛇渗透的情节映射了斯诺登事件后对集权化权力和大规模监控的担忧。九头蛇试图利用“洞察计划”通过卫星和算法预测并清除潜在威胁，这一设定与现实中的“爱国者法案”及它引发的争议形成对照：当国家以安全为名扩张监控权力时，公民的隐私和自由往往被迫让位。“美国队长”摧毁“洞察计划”的行动象征了对技术滥用的抵抗，更是对集权化权力危害的警醒。这一叙事表明，国家安全与公民自由之间的平衡不仅是现实中的难题，也构成了“美国队长”这一角色的重要叙事线索。

　　而在《内战》中，围绕“索科维亚协议”的冲突则进一步深化了这些探讨。协议要求“复仇者联盟”置于联合国的监管之下，以防止超能力者的行动失控。“美国队长”拒绝签署协议的理由源于对团队独立性的坚持，同时也反映了他对权力集中可能导致滥用的深刻警惕。这一立场显然与美国自身对联合国的态度相呼应。一方面，美国作为主要推动者，强调多边合作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却因担心被国际机制限制行动而对它保持距离。在电影叙事中，这种矛盾通过“美国队长”与钢铁侠的理念冲突得到展现：钢铁侠主张接受协议以寻求国际合法性，而“美国队长”则坚持自由不能让渡于不透明的权威。

　　“美国队长”的故事展现了如邓林所说的“意识形态腹语术”在流行文化中的精妙运作。通过构建一个平行的虚拟宇宙，电影以不露痕迹的方式将现实世界的政治矛盾与道德困境转化为英雄叙事。当“美国队长”宣称“不完美但不该被限制”时，这种看似个人的道德抉择实则隐喻了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立场，巧妙地为它宣称构建的“良性霸权”辩护。这种“腹语术”不同于直接的政治宣传，而是通过视觉奇观和情感认同，以传递普世价值观为“外衣”，在潜意识层面塑造观众对美国全球角色的认知。通过这种虚实交织的叙事策略，流行文化在娱乐消费的表象下完成了对美国国家形象的重塑与霸权地位的护持，发挥着塑造全球认知及维护全球秩序的深层政治功能。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