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指的是聚在一起的人或物。在经济学上，“退出”是一种市场行为。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艾伯特·赫希曼认为，当消费者对某企业的产品不尽满意时，他可以通过改换“门庭”，购买另一家的产品。在国际关系领域，“退群外交”指的是国家对特定多边国际制度的排斥进而奉行单边主义或者修正既定多边国际制度的外交行为。简言之，“退群外交”即国家从某一多边制度中退出或威胁退出的外交行为。

　　“退群外交”是病态国际现象

　　“退群外交”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始于特朗普第一任期所奉行的“美国优先”原则下的频繁退群行为。但追溯历史，“退群外交”并非特朗普政府的专利，美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退群外交”行为。尽管我们通常认为，奉行保守主义的共和党更容易退群，但从美国两党外交历史看，至少在1945—2015年期间，民主党反而比共和党退出更多的“群”。这也充分表明，退群与否并不完全取决于政党，而更多地与美国国家利益紧密相关。

　　当然，退群也并非只是美国的独特外交行为。综观纷繁复杂的外交案例，很多国家都曾以威胁退群或实际退群行为维护其国家利益，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英国于2016年通过“全民公投”决定退出欧盟。据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政府间组织共发生过大约200次退出行为，在联合国备案的多边条约则发生了1547次退约行为。“退群外交”无疑是外交博弈中的常见现象。

　　美国缘何频繁退群

　　尽管拜登政府已在“美国回来了”的口号下重返了诸多国际制度，但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即将开始的背景下，再度审视美国的“退群外交”根源及其本质极为必要。

　　如果说20世纪以来国际社会取得了哪些进步，那就是大国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国际制度而非肆意使用武力，来扩大国际影响力和提升国家自主性，这已经逐渐成为21世纪大国外交的主流趋势。因此，尽管美国仍然不时通过武力、战争来巩固霸权，但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战后构建的多边国际制度也是支撑美国霸权及美式自由国际秩序的关键支柱。孤立于国际体系之外或者在认为遭受不公之后愤然退群，往往与弱国外交紧密相连。那么，作为战后国际制度的创设者和掌控者，实力超群的美国为何频繁退出自己参与创建的“群”，而走上一条自折羽翼的道路呢？

　　首先，权力的相对衰落是美国频繁退群的物质根源。国家权力及其大小是决定国家行为的根本性因素。冷战结束以来，伴随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和“全球南方”的觉醒，美国国际权力的相对衰落导致其对战后多边国际制度的决策及其运行的影响力下降，当这些国际制度作出不利于美国及其盟国的决策或行为时，美国就会以退群相威胁直至退群以达到自身外交目的。

　　其次，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的沉渣泛起是美国频繁退群的思想根源。全球化曾经是二战结束以来最强劲的思潮与实践，但21世纪以来，全球化带来的问题日渐暴露，国际社会的裂痕日益加深，逆全球化、去全球化与再全球化的思潮与实践不断出现和强化。伴随全球贫富分化的加重、全球移民的增多和全球经济的下行，过去三十年来世界各地的全球化舆论已经出现重大转变。正是这些沉渣泛起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思潮为特朗普政府的频繁退群提供了强劲的思想根源。

　　最后，强化政策自主性是美国频繁退群的根本原因。维护、增强国家自主性是国家的根本外交目标。维护、增强美国的霸权自主性是二战以来美国外交的根本目标。大国创建国际制度的根本目标是以合法的制度形式限定中小国家的政策选择范围，本质上是为本国政策自主性提供实施平台与合法性论证。对大国尤其是霸权国而言，维护、增强其在某一国际制度中的政策自主性以最大化自身利益就是其外交根本追求。相反，政策自主性的下降或丧失则是大国退群以另谋出路的根本原因。因此，特朗普第一任期肆意退群并不是美国要放弃其制度霸权，而是试图通过威胁退群提高要价筹码，维护自身自主性并逼迫这些国际制度作出符合其战略利益的改变。

　　对美国“圈子外交”的展望

　　与特朗普第一任期通过频繁退群维护美国政策自主性不同，2021年执政的拜登政府不仅回归了巴黎气候协定、世界卫生组织等重要国际制度，还频繁组建“小圈子”，通过“圈子外交”来维护美国政策自主性和霸权利益。首先，拜登政府通过极力修复跨大西洋关系的方式图谋与欧洲联合遏华。其次，拜登政府不断强化其在亚太地区的盟友关系并积极推进涉华多边合作。最后，拜登政府试图全面抵制中国对国际制度的影响力。拜登政府打着“政治安全”的幌子企图重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通过“小院高墙”推进与中国“脱钩断链”。与特朗普政府的“退群外交”不同，“圈子外交”已经成为拜登政府对华外交的突出特征。

　　从“七国集团”“五眼联盟”到“四边机制”和形形色色的“三方伙伴”，拜登政府正在编织严密、复杂的对华包围圈，议题涵盖政治、经济、技术、安全不同领域，令人眼花缭乱。就此而言，特朗普第一任期在“美国优先”理念下实行的“退群外交”观照的仅是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及其政策自主性，而且对整个世界都具有极大对抗性与破坏性，这也破坏了其与自身盟友的关系；而拜登政府在“实力外交”理念下实行的“圈子外交”主要针对的是中国的和平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主要战略目的在于围堵、遏制中国，因而更注重团结其盟友和其他国家。显然，无论是特朗普第一任期的“退群外交”还是拜登政府的“圈子外交”，尽管具体的外交目标有所不同，但都是美国在不同理念指引下，为最大化自身国家利益和维持霸权自主性所选择的不同制度策略，仅仅是“伪多边主义”的不同表现而已，均对国际秩序的稳定具有极大破坏性。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